作者：克莱·舍基
翻译： 胡泳
豆瓣：7.1
Cognitive Surplus，台湾译作《下班时间扭转未来》，比较台湾的翻译，我觉得我们大陆的翻译有点故弄玄虚了。
什么是认知盈余？
认知盈余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约为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而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
突然冒出个想法，可以跟儿子一起背单词玩，他一天3个，我一天5个，如果能每天坚持，或许真的能将平庸变成优秀，2018年5月16开始，看我们能玩多久。今晚回去就建立两个Magic Box，利用Number，他一个，我一个，把我们会背的诗词还有单词放进去，定期的在公众号分享下，不做围观者，做个参与者。
电视——过量成毒药
“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其他娱乐、社交，以及睡眠。”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
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
一直觉得电视是个糟糕的发明，虽然我也未能免俗的在客厅放了电视，我在想是不是到了把他移到小房间的时候了，在家里我基本上是不怎么看点电视，出差的时候，累了一天洗完澡，躺到床上打开电视就是一夜，或半夜醒来再关掉，电视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药理学家说“过量成毒药”，我该吃药了。
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
“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
这是19世纪末劳苦大众为了争取工作环境时的一句口号，幸运的是我们争取到了8小时的时间，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利用这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事。
丰富使我们迷失了方向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化。而丰富则不同：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的。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
自由时间的盈余告诉我们似乎除了电视，我们再没有想做的事，铺天盖地的英语学习资料使我们再也学不好英语，印刷业的发展，使得整个书店都是畅销书，微信、QQ、浏览器的收藏夹里堆满了各种鸡血文，硬盘、网盘、公开课、可汗学院全是讲座资料、培训视频，是我们太贪婪了，还是果真资源匮乏比丰富更好解决？文中列举的“赎罪券通货膨胀”——也进一步证明了对一个社会来说，充足是比稀缺更难解决的问题。
业余参与者的渴望
有些价值是市场创造不出来的，这些价值的创造只能靠文化，当更多人开始期待业余参与能成为一种开放的选择时，期待就会改变文化。
马拉松提供了一个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都能参加的平台，业务选手并不是要跟专业运动员竞争，他们只是想参与进去，找到参与者的归属感而已，近两年的马拉松热，也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心理。
创造环境比完成任务重要
文化不是靠命令产生出来的。（在认知盈余的地盘里，命令几乎没有用处。）但是任务的关键并不是要完成某件事，而是要去创造一种让人们愿意去做事的环境。
感觉现在我所在的设计部门环境就不理想，而且每况愈下，大家都在敷衍行事，想逃离这个部门，拿上大学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当然是选择在一流学校里当凤尾，也不要在三流大学做凤头，有激情的环境能让我们见贤思齐。
你可能不懂男人
将动机标价会减少人们做事的动机。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关注社会动机，证明将非市场交易行为标价以后，人们会减少把对方当做可以保持长期关系的人来对待的意愿（这与早前关于卖淫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也就是说男人不仅是为了性埋单，他们还为事后对方的消失埋单）。
书中列举了日托中心的例子，当日托中心对那些接孩子迟到的家长进行处罚时（迟到一次10块钱），迟到的家长明显增多，之前形成的行为规范迅速瓦解，而且不再因为迟到自责、愧疚，认为已经支付的罚金，是在为迟到行为埋单。对此，经济学家认为有些价值是市场创造不出来的，这些价值的创造只能靠一系列分享和相互协调性的假设，也就是靠文化。
最后，我们可以对男人的认识更深刻点，男人不仅为性埋单，也为事后对方的消失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