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几度秋凉，一晃晃，当年的读书郎，而今已成年长的教书匠。其间经历了无数的课程变化，教法改革，到如今却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教书了。有时候站在讲台上，我发觉内心会突然冒出一个声音：可怜的人，你除了教学生如何考试，如何上大学？你还能给予学生什么？
是的，我们为什么而教？教什么？应当怎么教？我们需要深思。每当看到同行们在课堂上声嘶力竭怒吼“这些知识很重要，你们要认真听啊! 这都是必考的！” 我在想，现在我们教书就只剩用考试来威胁学生了。
可是，如果我们不说分数，我们又能干啥呢？那可是我们的饭碗，我们的工作业绩。
想起几年前进驾校考驾证，临考前教练不厌其烦，甚至连骂带吼，方向盘左打几圈，右打几圈精确无误，为的是能让学员一考便过。可考过之后，仍然心虚不敢上路，远不如那些没考过试却长期摸车的司机。
刚好今天朋友圈里看见朋友发了一段文，说著名学者钱文忠老师在读高二的时候还很普通。他的历史老师姓郝，在讲世界史的时候提到印度，讲到梵文，郝老师说梵文很难懂，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这个人叫季羡林，现在北京大学。
结果下课以后钱文忠就去找这个郝老师，“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个人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
“如果我去学梵文，将来就我一个人懂了？”郝老师哭笑不得。
钱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说季老，我要报考北京大学，跟你学梵文。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的。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考了上海文科高考第二名，考入北京大学。
季羡林专门到火车站接钱文忠，后来钱文忠和季羡林住在一个房间四年，便于语言学习。
看完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会改变孩子的未来。钱文忠有今天，就是郝老师上课讲了一句“废话”。而我们现在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不考的不要问。这已经变成我们老师的口头禅。
那么，课堂上除了讲考试知识，我们还可以讲什么？其实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教育最终目的是什么。记得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把青少年培养成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而要培养这样的人，就需要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但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常容易简单地将教育目标拆解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如德育是班主任的事，与我上课内容与关，这样便形成各自为阵，甚至产生对冲。我们分工是为了将工作做得更精更细，但必须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都围绕总的教育目标来设计。
把各自工作干好，教好学生知识是我们的本份。但在注重教学深度的同时，不要忘了还要注意教学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