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读史专栏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如果说，万历是高居庙堂的皇帝，那么李贽则是乡野的皇帝，但这位乡野的皇帝，同样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自诩知识分子的李贽希望自己是离群的，自我的，偏偏中国的社会又是一个宗族的社会，他置身其中，难免矛盾。

他称赞妻子“慈心能割有，约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无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净，却不得不面对整个宗族的复杂社会关系。

他越想摆脱这个社会，社会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当和尚，以为四大皆空，结果族人写信告诉他：我们已经指定你的一个侄子当你的接班人。

他跑到庙里，但无法不做学问，他要跟朱熹、跟王阳明隔着时空争论。他还要跟世俗争，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击着世人，却往往还要依靠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

可以说，李贽是乡绅的代表，他的困惑，也就是明朝基础社会乡绅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黄仁宇看来，李贽就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里。作为个人，他尚且无法摆脱社会固有模式和思想给他的枷锁。可想而知，整个社会要做出改变是多么困难。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到了最后，通过这么多在这一年发生的不同的琐碎的事情、案例，上推下衍，总结出来的就是，明朝的衰亡，从万历十五年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明王朝覆灭是必然的。而这个衰亡为什么又是中国失败的总记录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承袭了孔子的理想，儒家的理想，治国的方案。但只是把它硬压在社会现实上面，完全不去考虑社会现实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么一个理想的秩序。而现实，往往是变动的。当不变的理想与变动的现实矛盾不可调和时，这个王朝就会崩溃。崩溃之后就会开始另一个王朝，往复循环。

所以，《万历十五年》就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兴衰的问题了。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1587）的变化，让中华文明失去了继续保持领先世界的重要机会，那在历史上，还有一年和1587年类似，就是公元755年。

这一年发生了安史之乱，自此大唐王朝和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繁荣的经济、璀璨的文化、强盛的国力都一去不复返，期间经历了晚唐的惨淡；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混乱；辽、金、北宋、西夏的并立与混战，直到蒙古族灭南宋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中华民族才又一次融合。

但元朝仅仅以一个扩张土地为己任的姿态统治华夏，加之其不善治国，经济文化始终也没有达到两宋时期的高度，更不用说比肩唐朝；直到朱元璋驱除鞑虏，汉人重新统治九州后，华夏才逐渐恢复元气，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外交方面有郑和下西洋，有万国朝拜；经济方面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文化方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其他数不清的灿烂艺术及其《永乐大典》等；军事方面更有永乐帝远征蒙古、万历年间屡次打败日本的记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盛的时期，在1587年偏偏悄然改变了——最终，华夏大地再次沦落在少数民族手里。

不用疑问，历史上只要是异族统治汉族，统治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民族矛盾，这是非常棘手的，所以统治者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很好的发展经济为百姓造福。参考元朝和清朝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明被清取代后，满人和元朝时期的蒙人一样，丝毫没有把自己当作主人翁，他们从内心深处惧怕汉人、嫉妒汉人，从而排挤优秀的汉人、迫害汉人，直到金田起义、鸦片战争开始，才不得不用汉人。

但用汉人也不是掏心窝放心的用，上下级心里的隔阂始终有，且越用隔阂越大。

这就是造成终满清一朝，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没有继续发展，反而完全退缩到封建小农经济，最终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用教科书中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古老的中国终于没有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终于落后了，终于挨打了。

所以，读罢《万历十五年》，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几个假想：假如张居正的改革思维能够持续下去，假如海瑞现象不再是古怪地存在，假如戚继光这样的将军能够不孤独地存在，假如万历年间中华大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假如取代明朝的不是满人而是另一个汉人政权……中国可能依旧会是世界第一强国。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有很多缺憾，没有假如。所以说，自755年繁荣的中华谢幕后，1587年昌盛的中华又一次凋谢！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

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