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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简村后，对朋友们称呼我“友友”始终有点惶恐:不为别的，只怕我以“友友”回称对方，会让伊感到失望。毕竟在线下，我是个虽不秃顶但已中年的大叔，这样亲昵的称呼是否还适合我这种年龄的粗犷汉子，我不确定。
但在当年，被远方的文学同好称一声“笔友”，是一件多么愉悦却又觉恰如其分的事情。那时候，我们还书生意气，白日放歌，那时候，我们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对文学真正产生兴趣是从交笔友开始清晰的。回看那时的文字，当然很稚嫩，但从作文被当作范文被老师讲评，到自己的文字发表在纸媒上，再被陌生人写信来反馈，然后成为他们的“笔友”，那是一种莫名的、很特别的感受。这很像后来各社交平台所设计的“漂流瓶”，不知你投的瓶子会被谁给捞起，并且有人会告知你他们看到瓶中寄语时的心情。这是一颗探求未知世界的心对友情的渴望，是一个在茫茫人海中偶获回眸时的那种惊喜。
还记得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小诗，也就十多行的样子，登载在报纸对折处的夹缝里。那是一份由县文联主管，各中学文学社主办的铅印周报。我把那期报纸保留了好久，可惜由于辗转多地，已不知何时随着我的某一本爱书流失他乡了。
那时候，县城每个中学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团，也编印有相应的刊物，大多是油印的小报，或是周报，或是月报，作为分发给会友们的福利，也用来作为与其它学校社团交流的载体。不知道现在的中学生们还时兴办这个不？
上了中学，爱学习已不再是评判一个同学是否受欢迎的唯一标准，假如他人长得帅，或是喜欢体育，要不就很会来事儿，都能成为同学们瞩目的对象。因此，那时候做一个文学社会员，至少让我这种身材发育不足，打不好篮球，也跑不快步的男生，也能有些许自信，不至于在喜欢的女生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
第一次给家人以外的人写信，即贴邮票的那种，是一个姓安的女同学，我们同村。她当时在民中，我在二中，原本两校相距不过1000来米，小跑下去也就几分钟时间，我们没有选择见面聊，而是莫名地开始写起信来。
第一封信是用全英文写的，内容很短，基本就是套用课本上的现成句子拼凑起来的，最后还郑重地在信末写上:Your's friend,然后签下自己的大名。她也用全英文给我回了信，大概也和我一样的做法，从而完成给我的回信罢？
之后，我们还是恢复用中文通信，当时学的那点儿英语词汇，实在不能支撑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多是聊学习上的事，因为她住校，而我的学校没有学生宿舍，只能在外面找民房居住，所以也会分享一些各自不同的生活趣事，这样游戏式的通信，直到我们都进了高三方止。
高三，对那些终究进了象牙塔的学子们来说，可能是苦的，但亦有苦尽甘来的回味。但于我这样，曾经奋战如他，却无功而返的前落榜生，高三时光更多是一种酸涩，甚至是掺杂着悔与泪的回忆。我却没有预想中那么痛苦，一方面，由于知道自己的数学实在太烂，高考能勉强有个学校上都要靠运气，所以对最终的结果，我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另一方面，我很“幸运”，我有一个宽容的妈妈和一个想管却管不着我的爸爸，这无形中给了我相对的“自由”，虽说终究要面对他们，但还好暂时有可腾挪的空间，目前不用与他们沮然相对。
复读是坚决不考虑的，我对数学已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就算回来，我也不敢保证就能对它产生哪怕一丁点儿兴趣。而数学又是很拉分的三大主科之一，我何必再浪费父母的血汗钱，又让自己再难受一年呢？我想。
我在自己的喜好——文学的花园里寻找到一丝安慰，把那些苦闷和清愁化为文字，放在日记里，也倾诉给远方的笔友。
也正是这时候，我注意到在杂志页脚上登载的那些征友广告，于是开始交笔友，并取了人生中第一个笔名：萍藻，萍和藻都是无根的植物，随水漂流，就像我的境况一样。有时候，恍惚自己不是一个备战高考的学生，而是一个有书、有闲、有自由的文学享受者。
我把对数学的憎恶转化成对文学的爱恋，尽量俭省花销，把生活费压到最低水平，然后去买喜欢的书，买杂志，包括《读者》，《青年文摘》，有一段时间还买《作品与争鸣》，和当年新创“中学生号”的《大学生》。
正是因为这本《大学生》，我看到了一则北京京南某民办高校的招生广告，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救赎”：北京、低门槛入学，毕业能拿双证，而且学费也并没有那么贵……这一切都满足了我的预期，我一定要去北京——当然，也有一个隐秘的小心思:去北京上学，不管它是什么学校吧，其神秘高远的光环，总能掩盖我一点落榜的尴尬，还能让失望的父亲多少挽回一点儿颜面。
期间陆续交了几个笔友，一方面经历有限，不能回那么多信。另一方面，像现实中一样，也要看双方文字交流是否谈得来，是否真诚地交心。我就遇到过一个自称是满族，来自辽宁的“笔友”，刚通过一次信，就叫我给她汇去二十块钱，以便寄她准备送给我的礼物……钱汇过去后，果然收到了她所谓的“礼物”：一张照片，一方网眼稀疏得可以穿过米粒的小手帕，还有一封只有签名是手写的打印信，全放在一个信封里。后来进入社会，慢慢明白那是怎么回事，这个叫”隋格格“的人，当年恐怕给许多懵懂少年也寄过同样的“礼物”吧？
后来，我一直与新疆额敏一个叫“红花”的笔友保持通信，“红花”可不是她的笔名，就是她大名的后两个字。直到我毕业，去了北京，在那所声称是“大学”，实际上就是个“自考辅导机构”的地方，然后离开那里，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考，我都一如既往地与她通信，交流读书心得，讲述各自的生活，直到她也上了大学，慢慢时间少了，而我，也因频繁更换工作影响到给她写信的机会。由于经常搬家，我能寄信给她，但她的回信，我不一定能收得到，也许我搬一个新地方，又换到某一个邮局、邮筒的附近——就这样我们中断了书信往来。
多年后，我与她居然加上了微信，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但已经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说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只在朋友圈里了解彼此的状态：我看到她当了小学老师，成了一个孩子的妈妈，最后成了一个在朋友圈只发奥数招生广告的“隐形人”……
如今的我们，一个生活于边陲，一个居住在海疆，大家天各一方，即使想说点什么，也找不到由头了。我与笔友，恐怕已再难相聚了吧？其实就算有机会再见，心里也有点儿忐忑：假若到时“纵是相逢亦不识”，又如何是好呢？
如今已是秋分，站在秋与冬分界的现场，我这支秃笔犹在，斯人尚是友否？已属惘然。
我知道时光不老，但一切犹如飞鸿雪爪，早已成为过去。我只能把一大捆曾经彼此往来的音书珍存，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声：
珍重，笔友！从此我们相忘于江湖，愿妳安好！！
22/9/23 秋分日 於詙謨岛 萍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