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2009年，九州出版社出版。
该书针对“近代中国为何落后”（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他把根本原因归结于明清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
作者的逻辑是，一方面，宋明清时期民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中华帝国的经济体量长期占据世界鳌头，其中民间资本雄厚的典型代表就是近500年经久不衰的晋商；另一方面，上层却缺乏意愿和能力对这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进行组织推动，其结果是造成了财政和货币体系的紊乱。统治阶级之所以缺乏这种治理能力，原因在于近代中国行政体制的顽疾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中央皇权表面上高度集中，但是官僚阶层只知道学争斗而耻于言利，地方的财政税收司法等实际事务多由胥吏处理，如此一来，统治阶层无为无能，胥吏则通过师徒相授、子承父业形成实际上的“贵族”，滑吏与豪商富民沆瀣一气，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万千农民失去土地，国家治理一塌糊涂。
更致命的是货币自主性的丢失，1567年明朝放开海禁后，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明朝得以建立起银本位的货币体系，民间却盛行囤银，导致经济越发展，流通的货币越短缺，国家货币体系严重依赖外国；与此同时，地中海国家开始出现大量银行家，他们通过战争借款获取高额利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战争金融体制驱动下的西方国家在殖民战争的掠夺中积累了大量黄金，并逐步建立起黄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影响至今。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不但攫取了中国大量优质白银，还通过规定只能向西方金融机构获得战争赔款的条约，掌握了清政府包括海关税收在内的中国国家税收，阻绝了中国民间资本与国家军事体制的结合，导致了清王朝的财政崩溃，富国强兵更无从谈起。
所以，作者的结论是，独立的货币体系，以及下情上达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宝。
从作者的新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一个是内因分析，一个是世界大势。500年来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内部原因是上层治理没有及时掌握并根据底层经济的发展需求而做出适当调整，外部原因则是无视世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个视角，换句话说，就是信息搜集和洞察机遇两种能力，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