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其早年参加科举考试（嘉祐二年，1057年）时所作的应试名篇。这篇文章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核心，论证刑罚与奖赏应体现统治者宽厚仁德的治国理念，主张“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展现了苏轼对传统礼法的深刻理解与创新见解。

以下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全文（文言原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核心思想解析：

赏罚以仁为本：苏轼主张“罪疑从轻，功疑从重”，反对严刑峻法，强调统治者应以宽厚之心对待百姓。

推崇先王之道：以尧舜等圣君为例，说明仁政的核心在于对百姓的哀矜与体恤，而非滥用刑罚。

立法与执行的辩证：提出“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既要维护法的威严，又要在具体执行中体现宽容。

背景趣闻：

相传此文在科考时，苏轼虚构了“皋陶杀人，尧宥之”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未明出处，询问时苏轼答曰：“何必出处？此学生以理推之耳。”欧阳修叹服其才，苏轼由此名动京师。

此篇不仅是苏轼青年时期才华的体现，更奠定了其一生“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