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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公司搬了新地址，下班给母亲发了一张新办公室的图片。那一头，母亲回了我很多。例如：新公司的地址在哪里？不是说要搬去xxx吗？那你上班远了还是近了？
我很累，一连串的提问，我来不及回答，甚至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种感觉，就好像高中那会，数学老师让我上去解答那道几何题，我站在黑乎乎的东西前，拿着白色的粉笔，黑与白之间，没有任何想要写出的答案。
我很累，后背还有一阵一阵的酸痛。放下手机，等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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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来了一家三口。“你的头发应该剪剪了，你看都那么长了。”爸爸一边打量着儿子的头发，一边吐出满口的“关怀”。
儿子没有说话，眼睛有一种无处安放的神色，手里拿着一个bose耳机，金红色的，很酷。
“你xx号打比赛，去顺德，训练时间还有9天，我xx去旅行，到时候…” 这会换妈妈上场了，继而“关心”着。一旁的儿子，拿起手机，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刷着屏幕，空气里只剩下妈妈的声音。声音不算很响亮，但是总有一丝烦躁，或者说是不安。
这种所谓的烦躁，充斥过我们那个少不更事的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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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们当中有人选择沉默。我们去上父母安排好的补习班，语数英是周六，物化生是周日，上午去完，下午继续。
我们去做父母提前买好的练习册，一题一题，一页一页，一天一天地度过着我们的寒暑二假。我们试着与父母安排好的人去当朋友，在父母面前玩着那种“过家家”的玩意，任由灵魂在飞荡。
那时候，我们沉默，我们不做声响，连说一句实话都觉得不真实，或者说是太奢侈。
选择不说实话，是因为尝试过挨打挨训的滋味。
被打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那个平日严厉的父亲，而且还有此时拿着鸡毛掸子或是直接抄起拖鞋的母亲，两人好像早就商量好似地，左右夹攻，连那招调虎离山计都无计可施。
于是乎，不想哭，不想被打，就得妥协。
妥协是什么？就好像在战争年代，胜利方拿出合同，让我们割地赔款，让我们赔礼道歉，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父母在这种不平等的妥协面前加了几个美曰其名的头衔，例如：“为我们好”、“你以后就知道父母的用苦良心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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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妥协，则成了叛逆，就是那个青春期的代言词。
我们总是做着父母不喜欢，父母反对的事情，我们将青春期的叛逆最大化。
例如，父母总不让我们去学校小卖部买零食，而我们总是领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救济金”去买鱼仔、买咪咪、买雪糕、买统一奶茶…；
例如我们总是偷偷地把校服裤改窄，还千万叮嘱裁缝阿姨不要留任何可以改回原状的机会；例如我们还偷偷地背着父母去理发店烫发染发，还撒谎说是理发师傅推荐的。
那时候，我们与父母打着持久战。用一种极其张扬的方式，宣告我们的主权，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跟父母说不，没有办法跟父母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做出诸如叛逆、不听话、气人的举措。
我们与父母，在打仗，只有胜利与失败，却没有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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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何曾没有想过和解呢？和解是什么？和解就是双方退让，虽然要有所断舍与牺牲，但可以让伤害降至最低。
我曾经想过要认认真真地去将我工作的情况跟母亲说明白，可现实是，母亲在变老，跟着时代的发展稍有点吃力，也许她不能全然理解我以及我的生活周遭。她越想理解，却越难理解。
倘若，母亲长期在这种挣扎中徘徊，只怕担心会增多，不自信，衰老也会随之而来，这是我最担心的部分。
所以，我宁愿认输。
自己过着月光族的生活，还坚持给父母生活费，只是想让他们有“这孩子没白养”的小骄傲；自己心里想着辞职，内心挣扎得很，却转头就告诉父母工作不错，地方也很近，不太远，好让他们有一种安心，安心于我们正走在那条他们安排的道路上——一条大众的道路，不求卓越，中庸即可的道路。
因为我深知，父母就是父母，他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履行着充当“父母”的职责。于是乎，他们关心，关怀，关爱我们。
如果沉默，妥协，说谎能让父母继而开开心心地做“父母”，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