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的无知论与其经济学影响

老子的“无知论”主要集中于《老子》第七十一章，最有名的莫过于“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如果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解释，它并不是要制造一个全知全能的圣人，而是说明圣人正是认识到自己必定会犯错误，于是放弃了“全知”，而是接受“无知”，转而求取经过“否定性认识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知识”。可以说，老子的思想蕴含的辩证认识论具有超前性，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样深入的思想在具体层面上代表了什么。但“知”与“不知”是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必定会现身在各种实际层面上，尤其是经济学。

既然圣人也自知自己无知，那么就没有必要追求完美无瑕的政府调控，而是让市场本身来调节，也即”看不见的手“。其经济学思想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如出一辙。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冯兴元：“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自发秩序”，《上海经济评论》）

老子早已说过，“道可道，非常道”。我认为，所谓道者，指的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而市场上形成的经济秩序是这种自发秩序的典范和坚实基础：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的分配机制，它能够最近似地反映出市场参与者的评价的最大化。因此，市场机制可能是人类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

老子激烈地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谁去干预，谁就会把事情做坏。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首先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能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但显然，仅此项准备工作就根本无法实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庄子·秋水》）说的就是政府不能干预的这部分原因。

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能够充分体察民情，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常会偏离其初衷。因为政府官员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和民众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二、道家思想流行的原因与背景

那么为何道家思想在历史上反复经历兴盛与压制的过程？这背后隐藏着当时的社会背景因素。以春秋战国为例，不止我们熟悉的老庄哲学，杨朱学派在战国时期也独树一帜，甚至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与儒家学派抗衡。

杨朱学派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后人多斥责杨朱之说自私、颓废，但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相互攻伐，百姓生命被上层贵族视为草芥。杨朱愤世嫉俗而倡导“贵己”之说：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人人自重自爱，互不侵损，人人各安其所，不就天下大治了吗？这与自由主义的要义不谋而合。在道家之外，同时代的墨子“兼爱”“非攻”也是为了批判儒家和诸侯国的暴政，获得了大批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的追随。

政府的暴政、诸侯的纷争的背景，再加上“无知论”的影响，让道家思想成为了新生政权经济复苏的利器，王朝从危难中恢复的急救包。以至于在西汉初年，老庄哲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施政指导思想：“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自此，汉朝新生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历经文景之治后经济迅速发展，直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道家思想的经济学启示与反思

显然，老子思想是接近西方自由主义的，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不要乱折腾，轻徭薄赋，市场会自发形成秩序，经济就会发展。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王朝建设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地多人少，土地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对经济复苏有一定正向作用。但身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辩证地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土地私有制导致社会无法二次分配，王朝后期往往会演变成大地主兼并小地主，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只能成为流民或奴仆。这时底层人民对上层贵族的反抗必将到来。

就当代而言，世界历史也告诉我们，当自由主义经济走向极端，新的问题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这是古人从来没能想到的，因为老子的年代生产力十分有限，他无法看见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后“看不见的手”也会失效：商品大量积压、生产锐减、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社会信用陷入瘫痪。这就是经济大危机。而这些都是老子理论无法解释的，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不过这并不妨碍老子哲学的高明。 更精彩的是，老子沿着这条思路一直推出：“大道废、有仁义”。因为既然道德也是人们自发合作中的产物，那么如果再人为地灌输所谓的“仁义”，不是和人为干预市场经济秩序如出一辙吗？

我认为，老子甚至跳脱出了“有为”与“无为”的争吵。常人以为老子思想便是“无为而治”，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依我看，老子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照这样来看，老子就不是主张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而是反对“有为”论者主张的过度控制。老子主张的“为”是要遵循“无为”的原则去做，换言之，要对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保持充分的敬畏。这无疑需要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手段。

总之，老子哲学与道家学派思想对于指导经济、政治十分有价值。它的思想深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迈《国富论》。而就像老子当时针对时局提出见解一样，我们也应当将其放入现代具体语境中解释，并提出符合现实的治理政策。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2]黄志强.《老子》中的经济学思想及其评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9,16:86-87.

[3]刘刚,廖正贤,梁晗.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中国思想溯源——《国富论》与《货殖列传》《道德经》比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1:51-63.

[4]李伯聪."无知论”和《老子》第七十一章的现代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