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在光明楼附近溜达，从家门出来，拐出板厂南里，不用过马路，就有一家粮店，每月拿着红本去店里换一沓子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店里可以买面条、买面粉。不过，我宁肯转悠两条马路，去更远的一家粮店买面条，我会跟父母说，那家店的面条种类多，宽的、细的、精白的，更筋道。其实，绕远，只是为了溜达闲逛。尽管，我想办法躲开父母、老师们的监督，竟还是躲不开周围邻里的监督，连粮油店的师傅都会告诉母亲我的行踪，包括我几点已经放学，却没有朝家的方向走，而是绕道去了新华书店或是光明百货商场。

一次，母亲生病，让我拿着存折去储蓄所取钱。我踮着脚尖，把存折伸到柜台的窗口时，里面的阿姨询问我老半天，妈妈怎么了？为什么要来取钱，拿钱干嘛去呢？回到家，我学给母亲听，说阿姨真烦人，当着那么多人审问我。母亲却直夸阿姨人好。

那时，哪怕和同学小姐妹一同逛到另一个院落，都会有人报告家长。那时，最羡慕班上一个同学，他每天放学都能吃最奢侈的零食——一串最贵的糖葫芦，糖色透明新鲜，有橘子瓣、山楂、苹果瓣中间还夹着豆沙，裹着层白芝麻，一串要5毛钱。

倒不是仅我一家小孩被监督，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小孩们都活在邻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安心掌控下，因为，那是1980年代。

那时，班里只有一个小孩没受到足够的监控，他是个总穿着藏蓝色中山装的小胖子，后转来的，学业跟不上，老师对他是基本放弃的态度，他是借读生。有阵子，他的学习跟上了，作业总受到表扬，但测验成绩还是不行。上课时，只要被老师提问，就抓耳挠腮，面红耳赤，很窘迫的样子。后来，毕业考时，他的成绩是最差的，就转回老家没有音讯了。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个每天下学都买一串糖葫芦的男孩，用的是小胖子的贿赂金，小胖子每天都会往他位子里塞五毛钱，刚好买一只新粘的、最贵的糖葫芦。男孩是小胖子的组长，又是数学课代表，一天五毛钱，小胖子不用交作业，还可以有作业抄，挺划算的。

在板厂小学上学时，小学二年级，曾一遍遍朗诵那些课文，读着读着，不禁双目湿润，年轻的语文老师走过，让我当语文课代表，令我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声音来表达感情。后来转学到光明小学，一天下雨，见景生情，回家潦草地写了记录，交给新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不成想，收到老师评语：“只有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人才会写下如此真挚的文字。”这位语文老师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这篇文字，从此，我相信，自己可以用文字来表达感情。

后来，上中学了，就在隔条马路的五十中。一天，学校请来了几位知名作家，记得有柯岩、苏淑阳。大家都排队要签名，每个同学都有精美的笔记本，只有我，什么也没准备，只好拿着几页稿纸，也跟着排队。好容易排到我，前面的同学说作家们都累了，不签字了，我抬眼看到柯岩面露倦意，就只好悻悻地转身。不觉，台上有位面相慈祥的伯伯，笑盈盈地看着我，说：“过来，同学，你叫什么啊？也喜欢文学？”我答：“我喜欢朗诵、看书、喜欢写作文！”他用钢笔在作文纸上写了一句话。从此，这张纸一直夹子本子里留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仍旧是喜欢写作文的人，期间，经历枯索平静的日子，心中的文学梦想从未熄灭，虽然也从未实践过写作计划。但，每当我情绪低落，都通过文学来疏解，不论是表达还是汲取，文学的确是那颗照亮暗夜心底的星。

曾经用积攒很久的钱在新华书店买《约翰·克里斯朵夫》，当那个女初中生怯生生的跟店员要这本书时，店员一脸鄙视，大约不相信一个小孩要看这大部头。初中时，在校图书馆借阅《散文》，头一次读到那么入心的文字，句句宛如贴心挚友的鼓励，又带着“浓咖啡的思绪”，刚好和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契合。于是，在笔记本一段段摘录，那些文字陪我走过了黯淡的学生岁月。

12岁那年，在校图书馆看到18岁时对未来的梦想，记得曾经郑重地写下心愿，有若干，只有一件实现了，那是演奏《爱的罗曼史》。厌烦数理化的年代，古典吉他因其独有的音韵，并且持琴后，也是离心脏最近的乐器，成为我最懂心事的朋友。虽然，我至今没有掌握正确的技巧，但每次看见琴，都会生出老友重逢的亲切感。

当年的百货大楼是卖文具的地方，也是我曾拽着爷爷买作业本的地方。为了一个好看封面的练习本，曾经多么心痒痒啊。如今，我积攒了很多本子，却懒得写字。那些涂抹得深蓝浅蓝的笔记本、日记本，曾经担心被家人翻看，而今，已经无人愿意来阅读了，忽然，走过半生，才理解，那些曾经的“监控”都是爱的体现。

如今，光明百货大楼成了普通的超市；那家隔两条马路的粮店自1992年起成了餐厅；龙潭医院也还在，只是改成社区卫生站；邮局也还在，新华书店还在。

独自走过多年前走过的街巷，回味多年前的旧时光，在1992年即改建的餐厅吃了饭，临走时，默默祈祷它能在日渐萧条的岁月中生意兴隆。如今，物是人非，那些“围绕”、“监控”我们，关爱我们的人们几乎都不在了。但，温暖的亲情、友情、师生情谊都在心底积存、发酵，从而，生出爱的薪火，相信自己，不论发生什么，都能顺利达到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