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阶段的产品短缺时期，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增长标准上十分强调量的迅速扩张；而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的产品过剩时期，人们不仅关注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关注其生活的品味和质量，关注其所生活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增长标准上就不只是有量的标准，更有质的要求，如要求有好的社会环境、好的生态环境等。
马克思揭示了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的构成，即W=C+V+M。C代表不变资本转移到新产品中的价值，可以理解为折旧，这部分的比例相对固定；v代表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M代表剩余价值，在现实中分为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两个部分。从现实情况来看，相比于劳动者获得的工资福利等的增长速度，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会更快，这即意味着，在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总体上不仅不会降低，可能?有所提高。根据上述分析，只能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上来。政府要节约支出，提高行政效率，进行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为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支持。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分析，在2004年～2014年间，我国企业参与到全球化的并购交易的规模不断提高，在这十年间的并购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5%，交易数量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15年对外并购的规模为1115亿美元，在2016年1月份～6月份，由中国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达1 210亿美元。由此看来，中国参与海外并购的热情持续升温，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参与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方式。
（1）农业方面。对于农业现代化来说，其核心内容主要是市场化、品牌化和信息化。目前我国在农业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巨大；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巨大；三是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根据中科院2008年的研究报告，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超过100年的巨大差距；四是代表和维护农民权益的组织还普遍缺乏和不足。
（2）工业方面。一方面是产能严重过剩。我国的产能过剩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而当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时，则是达到了较为全面的过剩局面，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而也就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再一方面是我国的技术基础底子比较薄弱，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都不高，专利技术和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增加和提高。
（3）服务业方面。与世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则显得相对滞后，并且这种滞后的状态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与世界水平相比，无论是从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来衡量，中国的服务业发展都长期滞后于世界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就业结构为3：29.5：35.7，而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3.8：22.7：63.5，中国就业结构明显滞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
发展动力面临的优化组合。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十分突出，但长期依靠高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诸如经济增长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水分、高浪费等，还有地方政府的高负债，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这些问题和矛盾需要一段时期的消化吸收，再依靠扩张投资加速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
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了我国以前依靠劳动力数量取得发展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人口红利正逐渐丧失。数据分析显示，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做适当调整，未来中国的青少年占比将越来越少，老年人占比将越来越多，中国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突出。
劳动力的质量迫切需要改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依然存在着以下的不利条件：人力资本质量不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匹配度不足、人力资本的技能或知识结构和现实经济发展需求匹配度不足等，这些都会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体制也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完善，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这是经济发展过程所不可避免的，是受到了世界经济变革的影响。在全球经济经历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我国经济依旧保持着平稳快速的增长，为稳定全球经济起到了拉动的作用，不论在经济发展质量，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我国持续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优化的结果。
不可否认，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和政府债务问题，这些问题也反映出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中的总体性矛盾，但这些问题只是长期性问题的短期表象，是阶段性的一种表现方式。为了认清这种短期表象，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结构性问题，要发现问题的本质，避免被短期表象所困扰，要坚持持续不断发展的长期理念，坚定不移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以包容的心态实施对外开放，坚信挑战与机遇共存，稳中求进，不断发现机遇，在前行中不断完善自我，从而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肩负起大国应有的使命。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新常态下，我国需要转变自身的经济发展方式，以转变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第一，由目前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种方式协调拉动的方向转变；第二，由目前的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协调拉动的方向转变；第三，由目前的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索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方向转变。
实施“走出去”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设立的旨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间的在亚洲范围内的多边开发机构。一定程度上其可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同时也可以有效发挥中国的生产能力优势。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基础设施建造的各个方面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和能力，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领域已具备比较先进的工程建造能力。与此同时，我国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我国在顺应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所提出的，是中国加强区域合作、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新构想。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职能定位，实现从GDP崇拜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一转向的前提和关键是改革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再把GDP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代之以改善“公共服务”，要把就业、教育、卫生、治安、环境以及居民收入、消费差距等作为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在收入分配方面，总体的原则是要不断增加我国的GDP，从而提高我国的人均GDP水平，而且还要考虑到微观的个体，要不断增加个人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作为市场上的交易双方，看作身份平等的买卖两方进行交易，因此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政府要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实现财政转型。要由片面的“经济建设型财政”“工业投资型财政”和“出口加工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民生财政”。政府通过合理规划和使用财政资金，将财政资金用在提高公共服务和民生设施的项目之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采取PPP、BOT等模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要加大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比重，从而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和规模。
加快企业的全面转型。经济转型最终要落实到企业转型上，如果企业不转型，经济转型就是一句空话。企业转型既要重视企业组织结构、生产模式、生产技术、管理方式的转型，更要重视“人”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市场调查发现，在2 446位参加调查的企业家当中，一半以上的被采访企业家觉得在制约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众多因素当中，“创新人才缺乏”是首要的制约因素，排在所有9个选项的第一位。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其转型的适应能力就强，转型相对容易一些；相反，技术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其转型的适应能力就弱，转型就十分困难。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要从理念、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全面加强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和培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以科技进步和发展带动经济的转型与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当代许多国家都把建立以促进形成科技成果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应对国际竞争的一大法宝。
将培养科技创新能力，构筑科技创新体系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必经途径，是我国顺应经济新常态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促使的，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科技创新的发展和竞争，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不变主题。当面我国在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但我们依然需要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亩?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国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所以，我国要在当今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下脱颖而出，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自身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利用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推进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进而提高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竞争力和话语权，这是大势所趋和客观规律使然。
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与创新。产业要实现转型与升级，技术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不管是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或者是我国之前的历次产业升级，都必然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技术的创新过程就是产业升级的变迁历程。从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正在面临着重大的转变，以往我们走的是以要素驱动来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但随着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以往靠消耗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道路已经行不通，取而代之的是以创新驱动来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我国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需要向创新的政策转变。以往我国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一种传统型的政策，是以低成本的要素来换取竞争优势，在新形势下，这种传统的产业驱动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的发展，因此，首先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完全升级，支持创新活动的开展；其次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合理引导创新要素向最优的领域进行配置；最后是要通过加快改革和强化制度建设来不断优化创新环境，消除垄断现象的存在，以此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的统一，从而为技术创新创造公平的市场土壤。
另一方面，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良性互动。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具体层面，通过产业链来引导创新链的构建，以制定全局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规划来推进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和落实。另外以创新链来支撑产业链的发展，进而实现资源的整合，产业和创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实现联动式的发展模式。
再一方面，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实现产学研的有效结合。为了保障技术创新，促进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创新法律框架和体系。除此之外，需要加强在政策层面的积极引导，如果经济发展政策可以客观的反映当前经济的特征和要求，那么这种政策就能实现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而促使技术创新以市场为导向，真正实现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引导。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加快实现转型和升级的同时，为了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寻找和挖掘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寻找对外投资的机会，以此扩大企业规模，以更廉价的生产要素降低企业成本，并在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市场地位。
在我国的内部来看，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社会中充裕的流动性也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实施扩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国内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学习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从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来看，中国日渐在全球经济和实务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从而也就提高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另外，欧洲的债务危机也给我国企业提供了低价收购欧洲企业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对外投资，而且国外也需要我国企业到当地进行投资，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期，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也正在面临着新的形势和经历着新的变化。
首先，我国主导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我国海外并购的步伐。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国家层面鼓励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积极的加入到海外投资和并购的浪潮中。这一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进一步走出国门，不同行业借助并购沿线相关的企业，以此实现快速进行海外扩张的目的。
其次，从以往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来看，主要是以资源为驱动背景，而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加深的影响之下，现阶段的海外并购逐渐向以市场和核心能力作为驱动力的方向转变。这是因为在现阶段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为了自身未来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经营，意识到需要成为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军者，需要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创新，拥有核心竞争力，因此就需要借助海外投资和并购，快速达到这一目标。
最后，根据ThomsonONE Banker的数据，不同行业在海外并购中的占比也在发生着变化和替代，消费、金融和科技等行业逐渐取代资源和能源等行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海外并购领域，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行业参与到海外投资并购的行列当中，以此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并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转变。
综上，在面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国企业实施对外投资，已经不是基于以往的单纯性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基于战略和理念的考虑，通过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引入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吸引人才，学习国外优秀企业的经营理念，以技术学习带动技术创新，深度参与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分工，以此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和国际话语权，从而最终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并更好的服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实现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双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