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人们对卡夫卡作品的解读，犹如前仆后继的红学家对曹雪芹《红楼梦》的解读一样经久不衰。从英国诗人奥登的评价“卡夫卡对人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出发，重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发现又有不一样的收获。
现代人的困境之一：背负沉重，丧失自我。
"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对此，格里高尔竟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映，他一心挂念的只是他要出门工作，五六点的火车赶不上，那就赶七点的火车，七点火车赶不上那就八点吧，他一点也不觉得变成甲虫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好像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格里高尔选择了一份需要不停奔波的职业——旅行推销员。为此，他一直在路上。这多么像现在的打工人，终日奔波辛劳，端着泥塑的饭碗怕磕坏了，工作中也像格里高尔一样，不时要面临同事的误解，老板居高临下的苛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人当然是不会变成虫，但是艰苦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何尝不像沉重的壳，令人不得自由。那个身着少尉装束，按剑微笑，无忧无虑的少年就这样日复一日在工作中渐渐消磨了生命的意气风发。
现代人的困境之二：价值维系，亲情淡漠。
令人讽刺的是，格里高尔变成了虫，却仍有着人的思想与情感；而家人们，却在与虫共住的无奈中情感日渐稀薄。尤其是格里高尔最爱的妹妹，一开始还费力清洗甲虫吐出的粘液，可是后来不堪重负，劝说父母，人怎么能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呢。家人搬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家具，拿走他墙上漂亮的、镀了金的美女镜框，不给饭食，任由格里高尔自生自灭。当格里高尔可以帮助家人偿还债务时，他能受到家人的尊重；当他变成家庭的负担时，失去与家人的纽带连接，却被家人嫌弃。家庭，是一个人的城池堡垒，因为不能再提供价值，而最终被家人抛弃，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剧吗？曾听医院中的医生说，那些脑卒中的病人家属往往在前三个月内是最尽心尽力的。三个月后，如果病人不再苏醒，没有好转，家人的照顾往往难以为继。甚至有些偏远地方的老人到了年纪，更愿意找根绳索了结此生，也不愿意苟活而多辱。无论是人心虫形，还是人形虫心，人在重压的异化，都令人触目惊心。
现代人的困境之三：沟通无效，孤独不安。
变成虫的格里高尔，渐渐丧失了语言的能力，他无法将对家人的情感诉诸于口，也越来越具有虫的生活习性。这样也就意味着他与家人无法畅快沟通，进而渐生隔阂。变虫之前，他努力工作为家人还债，备尝艰辛，也不曾向家人抱怨牢骚，乞求帮助。实际证明，没有他，他的家人也是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如果他当初能寻求家人的帮助，是否能减轻工作的压力，不至于异化成虫呢？卡夫卡在他另一篇小说《骑桶者》中也写道，我带着轻飘飘的桶去向煤炭老板赊煤，煤炭老板和老板娘却压根没听见我的请求。人与人的悲喜本不相同，若无语言媒介，又缺乏有效沟通，那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理解？必然会陷入更加孤独不安的境遇之中，如《骑桶者》中所写的那样，“我只好升入冰山之域，永远消失其中”。没有谁能有一双慧眼，能够透视他人语言、行为表象下的绣口锦心。生活中常感叹不被让人理解的人，有部分的因素，要么词不达意被动等待，要么畏惧人群自我封闭。主动与外部建立连接，寻求志同道合者，或许是破除孤独困境的唯一办法。
当下飞速发展的时代，工具理性以绝对性主导优势碾压价值理性，现代人仍如百年前的卡夫卡及其笔下的人物一般陷于自我困境、情感困境、孤独困境。时隔百年，讨论卡夫卡式的困境，不是为了批判当时的社会，而是为给当下身处于困顿中的人们一点思考。正如王阳明所说：“人间道场，淤泥生莲，世间磨难，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康德也有言，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要怀疑自身价值与成长的必然，不要物化自己，也不要物化他人，更不要忘了熬过磨砺，方能成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