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古装剧经久不衰,五花八门什么雷人的剧情都有,如果我们通过电视剧了解历史,可是这是真的历史吗?
在众多朝代中,明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它的特殊不仅仅是开朝皇帝是乞丐出身,而且他的宦官制度也是奇葩的不要不要的。
在明朝16位皇帝中,他是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位47年),可他却也背负着千古骂名,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万历帝。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它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作品。
黄仁宇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独特的视角,把明朝晚年的公元1587年,即万历朝十五年,作为切入口,把这一年看似歌舞升平,实则上通过许多事件又蕴含、预示着大明王朝已经走到尽头。黄仁宇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尖锐问题,是令后人深思、研究的。
我主要讲这本书的重要几个人物吧!书太厚,要讲的东西很多,一时半会是讲不完的,有兴趣的可以下去看看这本书。
1)我们先讲讲万历皇帝吧!他即位时不到九岁,放到现在就还是个儿童。因为是皇帝,他的很多行为都被约束着,没有玩伴和自由,日复一日学习学习在学习。就像现在的孩子一样,苦逼的周末还要去上很多培训班。
他在位期间,文官制度逐渐成熟,他成为了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主要的职责在于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在文官集团有矛盾的时候做出强制性的仲裁。直白点,他这皇帝变相的被架空了,他能控制的实际上很微薄。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皇帝也不例外。在他18岁时喜欢一位妃子-郑氏。他想立她的儿子为储君,却遭到文臣们的反驳。这位年轻的皇帝采用怠政的方式来进行反抗—拒绝上朝会见的臣僚们,然而却使的大明帝国走向混乱无序的深渊,这也为之后大明朝的落寞埋下导火索。
他在位期间前二十年尽职尽责,还算是个明君。后二十年怠政与臣僚对立,昏庸无道。其实想想挺同情他的,自古皇帝都是孤独寂寞的,没有朋友,没有自由,受各种约束。朝堂上还缺少像诸葛亮一样的智慧星,在他昏庸时没有人指责他。
2)申时行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同时也是皇帝的五个老师之一,深得皇帝的信任。他是文臣之首,要照顾好文臣们的利益,否则他的地位也就不保了。他的处事原则是尽量调和皇帝和文臣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桥梁的作用。
其实挺危险的一种关系,处理好了,双方都不得罪。处理不好,得不到好处,而且双方都嫌弃,他就在文臣和皇帝直接左右逢源的活着,直到他去世。至此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
3)张居正被后世称为“宰相之杰”, 他在万历皇帝登基后就开始一手扶持皇帝,他是皇帝的老师之一。工作也谓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出主意铲除了对皇帝不满的内阁大学士高拱。皇帝无比尊敬信任张居正,甚至连慈圣太后对他也言听计从。从1572年到1582年,是万历朝中最好的十年,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既有恩情,又有师生情,自然关系非同一般。
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封太师号。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有多深。随着万历朝的最后一根支柱轰然倒地,大明帝国如同垂暮老人,缓缓走向日暮时分。
4) 海瑞也算是三朝为官了,他是个特别古怪的人。不会为人处世,智商低下,感觉特别高傲自负的一个人。他上奏疏批判过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差点被杀。隆庆皇帝在位时,他历任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等闲职,他对这种安排一点都不满意。
他算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头号粉丝了,一度将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万历期间,他在被重新启用后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必须重新采用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这遭到文臣们的极力反对,大家对他都很唾弃。不久后他逝世了,文臣们却怂了一口气。
5)大家都听过戚继光吧?大战倭寇的民族英雄。
明朝是比较重文轻武的,就像宋朝一样,文臣的地位很高,而武将相对就弱一些。在当时的“补给制度”下,军人的军饷其实很少,设备什么的都比较落后,因此明朝的军队力量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可歌可泣的是戚继光是一个天才的将军,他使不堪一击的军队恢复了元气,并独力编撰了军事操典,创制了新的战斗队形和战斗技术,成功抗击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人的入侵。
然而,这样一个有才干、懂得妥协、立足于现实的将领,却随着他的保护人首辅张居正的去世和身后的失宠被降职,最终受到责难并被解职。被解职后不久,一代名将戚继光在贫困交加中凄凉辞世。随着戚继光的去世,我们仿佛看到了明朝帝国的彻底落寞,看到了几十年后努尔哈赤带领清军踏上大明疆土的那一天。
6)李贽,大明万历年间第一思想犯。
放到现在肯定觉得他是个疯子。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封建王朝,他居然大骂孔子。他的言论被文臣们评论为“祸世诬民”。加之早年李贽作为精英阶层,深受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影响,心怀拯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可是谁会去可怜他呢?
实际上李贽并没有完全摆脱精英分子和儒家的信条,正是这些信条养育了他,并且李贽并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来指导这个帝国前行的方向,他始终在怀抱儒家信条的前提下苦苦追寻新的哲学之道,自然不能成功。这如同当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一样,思想还是很保守,却把希望寄托没有实权的皇帝,结果不得善终。
书的结尾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这就是1587年,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见,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