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韩军老师在深度语文微信群贴出《中国语文教师的“虚假阅读”》，干国祥开始在微信发表不同观点。韩军老师表示基本赞同批评意见。】

文本本就具备互文性，孤独的阅读严格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最多，一是考场上的特殊病态，二是文学阅读最初的消遣性阅读。

对有深度的文本反复阅读，固然需要深入文本(必须的)，但没有他者的声音，必然所得不多。

解释的辩证法，决定了自我否定的过程才是理解的过程——这个自我否定中他者非常珍贵。

比如《人间词话》对于宋词理解，虽然不能取代初阅读时的浪漫感受，但深入理解，确实助益匪浅。

没有历史上的诸名家解读，经典多半沉睡于书页里——一个人的苦心孤诣虽然必不可少，但互文和对话，或者还高过一个人的孤读。

一句话，一个人的孤读不是真阅读，一群人的众声喧哗不是伪阅读。

理解是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有时候理解固定下来，往往意味着自我暂时稳定和封闭——这是成熟的个人图式和风格，但不是文本意义的终结。

《背影》和《孔乙己》的意义是不会终结的，但某个读者的理解会抵达他自我的界限——虽然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个界限可能又是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深邃文本。

从韩兄读《孔乙己》和《背影》，我读到了韩兄的苦心孤诣的高处，也读到了必然的界限——我读到的不是鲁迅和朱自清，而是韩军。

最终，遮蔽和去蔽都是自我本身的遮蔽与去蔽，一个稳定的自我很重要，但一个不断否定重组的自我也同样重要。他者，无论通过书籍还是面对面对话，都是我们存在的本身——不存在一个孤独到可以屏蔽他者的自我。但自我可以固执到拒不接受，拒不承认。

过早地形成不变的自我，其实很悲哀。

解读的姿态问题，正是首届深度语文的其中一个关键词。

姿态并非错对，而是立场——这个不好讨论，我以为不同的解读立场是可以相互启发的。

我个人持中庸或辩证的阐释立场，但能充分理解其他立场。

张鹏:从教参而来的，那叫“教参解读”。照搬教参的解读（或者照搬别人的其它的无论什么解读）上课，那叫照本宣科、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拾人牙慧，何来解读？！
凡真解读，必是个性化的。解读，必“以人为本”，以读者自身的背景、经验、能力、性情为本。当一种解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认同，就成了所谓的“普通解读”“大众解读”。
学术要发展，要生生不息，要注入新的生命力，就需要有人提出新的“个性化解读”，而当这种解读有足够强大的学理支撑，赢得越来越的同仁赞赏、认可，它又成了一种“普通解读”。
叶嘉莹说：“一切解说，无论其带有何等新奇的创造性，却必须都以文本中蕴含有这种可能性为依据。而一个伟大的好的作者，则大多能够在其作品中蕴含有丰富的潜能，因而才可以使读者引发丰富的联想……作者之功能乃在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迦陵论词丛稿·后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好的文本、伟大的文本，越需要好的解读者去挖掘其潜能，不断赋予其以新的生命力。

不赞同某点。作为自我超越的理解，可以借助于包括教参的任何声音——教参本身不是问题，教参的霸权才是问题。

不要宣扬某种解读为唯一真理，不要标榜某种语文为唯一道路。

深度不是深度，乃是自我的界限，它同样不是唯一的真理和道路。

如何向《孔乙己》《背影》《项链》提问？

没有真问题，怎么可能有好的阅读？

语文老师的伪问题，就是向学生提问，但无论老师和学生，都没有真正的“问”。

向文本提问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地提问——在不断地询问和解答中，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就出现了，找到了这个或者这几个问题，意味着文本以某种方式向阅读者开放了自己。

比如我在上《景阳冈》时，从武松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吗开始，同时把握住武松性格的本质和作者刻画之心(二者二位一体)。

《三打白骨精》的关键问题则是:孙悟空和唐僧谁对谁错？谁贡献更大？

这类问题的提出，基本就是完全的照亮。

但它们本身是在不断询问中慢慢成型的。

这种方法，提出者应该是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

在语文之前加“深度”是不是多余？是不是错误？是不是重复？

其实提出以上异议者是搞错了因果逻辑:冠以深度二字，不是强调语文必须是深度的，不是认为其他的前缀是错误的，而是强调，“我们”的视角以及偏见，来自“深度”。而泛泛的“语文”，我们只在和他者对话时使用，至于我们本身的界限，则是深度。

都是宋词，豪放派与婉约派不同，新月派也不是说新诗的真理只在他们那里。凡生命，必有风格，风格既是成熟的独特图式，也是自我界定，甚至自我限制。深度语文，是“我们”的自我宣告，不是真理在握，完全没有试图用它来定义语文。什么都包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道可道非常道，深度语文，就是非常语文，一孔之见，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