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关于“人才学”的文章指出，音乐创作的最佳时期是十几岁，文学创作的最佳时期是二十几岁，理论写作的最佳时期是三十几岁。
黑格尔《美学》中则说:“通常的看法是炽热的青年时期是诗创作的黄金时代，我们却要提出一个相反的意见，老年时期只要还能保持住观照和感受的活力，正是诗创作的最成熟的炉火纯青的时期。以荷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那些美妙的诗篇正是他的晚年失明时期的作品。我们对于歌德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只有到了晚年，到了他摆脱了一切束缚他的特殊事物以后，歌德才达到他的诗创作的高峰。”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诗人中也是存在的。杜甫诗歌中最受人们推崇的，是“安史之乱”之后、特别是夔州以后的晚年之作。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也在晚年走向高峰。
这种现象更远远超出诗歌界。鲁迅后期的贡献超过前期，是众所周知的。齐白石五十多岁才开始“变法”，从而创立独特风格，晚年的艺术成就大大超过了中青年时期。马寅初在晚年提出著名的“新人口论”,不畏飞来横祸。爱迪生在晚年继续作出许多重大发明，至今造福人类……
进而言之，马克思、思格斯正是在晚年把他们创建的伟大思想体系推向光辉的顶点。
现在有的宣传，只是要求老年人如何在种花养鸟、下棋打牌中消磨余生；或者是抱抱孙子，享点“天伦之乐”，便称之为“幸福晚年”，这对广大离退休老人来说是需要的。
但是，这并不排除文化艺术界的一些老人向先辈们学习，到了晚年仍保持满腔热血，树立“更上一层楼”的雄心壮志。
人到老年，身体各部位功能均在减退，细胞分裂次数逐渐减少，总有一天会停止分裂,，“油尽灯干”。虽然他们一生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技能、知识、智慧,各方面臻于成熟，而“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的这种感慨，是千古才人共有的、无可奈何的悲感。乃父曹操却作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壮语。周子充对此解释道：“所谓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陆游：《老学庵笔记》）按此解释，这是一种空泛的自许和自慰，只能挂在墙上看看。倒不如曹丕那样以哭当歌，那种真情实感，也许正是一种动力，催促人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切实的努力弥补人生最大的憾事于万一。
老年人有时被看作包袱，有的人希望他们早日离开这个世界。于是他们特别提倡“孝道”。其实，老年人如果不是消沉颏废，碌碌无为，也不是追求豪华生活享所谓“清福”，而是老而弥坚，在力所能及中锲而不舍，在劳逸结合中奋发有为，仍可为祖国大业发光发热，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黑格尔认为诗人在晚年可作出重大贡献的理由是：“在老年时期，各种生活旨趣固然还存在，但是已没有青年时期的那种强烈情欲的驱遗力，老年人的生活旨趣仿佛像一种镜花水月，比较容易发展成为艺术所要求的那种着眼于认识的态度。”说得很有见地。人到老年，既无情场失意、官场失利的苦恼，更无“沈腰潘鬓销磨”的悲哀。名利观念趋于淡薄，心胸有可能更加宏阔。“欲造平淡难”的诗歌创作，有可能在晚年归于“平淡”。不过，唯物主义者刘禹锡较之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看法更深一层。他认为老年人“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刻的人生休验，所以才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果以此作为老年作家学者可以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依据，显然比“镜花水月”的生治旨趣又略高一筹了。
抱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又要“保持住观照和感受的活力”，便能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在“为霞尚满天”中走完人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