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动物园》是马伯庸融合历史、奇幻与宗教元素的作品，以清末民初的边疆为背景，通过一位美国传教士在赤峰建立动物园的荒诞故事，探讨信仰、文明碰撞与人性救赎等主题。

这不是我第一次读马伯庸的小说，但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读懂。

比如，我知道这几种动物，白象、狮子、鹦鹉、斑马、狒狒和蛇，每一种都有其背后的隐喻和象征，但我没看出来是什么。再如，书中的超现实元素，有会唱歌有神力白萨满萨仁乌云，有疯疯癫癫满口呓语用蒙语唱着歌谣的沙格德尔喇嘛，有赤峰城中马王庙里由狼变人的方丈与和尚，也有死去商人的儿子，从小寡言但却拥有与动物交流的能力的小满，还有其中一匹马化成的守园人，这些亦人亦神、亦人亦兽的角色彼此联结、纠缠。

我在豆瓣里搜索，发现了下面的一段，这是作者写作本书的起源，摘录如下：

“昨夜秋雨，连梦都很诡异。我在雨夜草原上开着一辆卡车，道路颠簸，寒风飒飒，身旁坐着一个洋人传教士，语速比雨刷摆动还快，讲他要在热河建一个世界动物园的雄心壮志。我从后视镜向后看，车后跟随着许多影子，长颈鹿、大象、狮子和美洲豹，它们沉默地排成一队跟着卡车在草原前行，远处有好奇的狼头攒动。”

“以幻灯影片放映于财神庙乐楼上，夜间开演，不收票费，俟群众既集，辄乘时宣传耶稣教义，劝人信奉。”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第一段是马伯庸在2013年10月23日发的一条微博，记录的是前夜做的一个离奇诡异的梦。第二条是《绥远志略》中的一段记载，说的是晚清光绪年间，一位名叫华国祥的来自伦敦的传教士，在如今被叫做呼和浩特的地方通过电影机传教的故事。第三条则是1906年10月13日，清初“五大臣”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后，在上陈的奏折中关于万牲园，也就是动物园的陈述。1907年7月19日，京师万牲园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现代动物园的开端。万牲园最早的一批奇珍异兽由端方从德国购得，其中有一只印度母象，是端方送给慈禧的，由两名德国人看管。慈禧去世之后，万牲园无人打理，动物有的死亡，有的被变卖，十分落魄。

这三则看似毫不相关的材料，构成了马伯庸新书《草原动物园》的起点。在这本书中，马伯庸讲述了一位名叫摩根·柯罗威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无意中读到了《中国通讯》上关于华国祥在绥远用电影机传教的报道，决定效仿华国祥，到中国传教的故事。在一场大火中，柯罗威携带的放映机被烧毁，阴差阳错的，他来到正在变卖动物的万牲园，萌生了在赤峰建立一个动物园的想法。于是他从万牲园购得一头大象、一只狮子、两匹马、五只狒狒、一只鹦鹉，决定带领它们到草原上去，展开他的传教大业。

很难定义这个故事，它是史实和虚构的交织，是现实与梦境的相互渗透，是佛教、基督教、萨满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的交流碰撞。而对于作者马伯庸而言，写作这个故事本身，也是现实和梦境的融合，毕竟这个故事最初的灵感，来自2013年的那个梦境。而故事中很多情节和角色的原型，都深埋在马伯庸的童年记忆中。

比如：书中写到赤峰马王庙里的方丈和和尚，其实是狼变的，马伯庸说这“其实是来自赤峰的一个谚语，叫“马王庙的和尚——吃僧”。因为马王庙的和尚特别爱吃饭，后来赤峰人就会说贪嘴的小孩怎么跟个吃僧似的。这个吃僧被抓起来之后就跑了，他们跑的时候形象就像狼一样，而且那一年草原上闹狼灾特别严重，所以就有一个传言说那些和尚是狼变的。诸如此类的带着万物有灵气息的故事，在赤峰还有很多，它们深深融入包括马伯庸在内的赤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他们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这本书我在阅读的时候，大概最触动我的点，就在于里面多种宗教之间的碰撞。正好最近在看《这就是中国》，最新的几集，张维为教授讲到我们为什么很难和西方社会达成一致，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西方是一神教，而我们是多神教，一神教的西方社会是一种线性的思维，非黑即白，所以他们信奉零和博弈，不理解合作共赢。中国的宗教很典型的就是实用主义，有用就行。作者在书里写到的赤峰的马王庙，据作者描述，真实情况是它有三个庙，一个庙里供奉马王爷，一个庙供奉佛像，另一个供奉土地爷，中间是一个大香炉。你上香的时候，上完香拜哪个神就放到哪个庙去。有一次有人把香台打翻了，他就一直倒霉。但是倒霉归倒霉，他不知道是哪个神生气了。后来没办法只能三个都拜了一圈。所以赤峰有一个歇后语，叫“踢了马王庙的顶，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

那么，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教算不算信仰呢？我也不知道，张维为教授说“我们信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老话讲“信则有，不信则无。”我觉得利玛窦在日记里说的那句话很对，“中国人保持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天堂里得到救赎。”这未尝不是一种信仰。

——廖木空青

202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