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仲南

        明朝正德五年，王阳明来到江西吉安庐陵任知县，任期不长，根据《王阳明年谱》三月至庐陵，十一月入京觐见，大概七八个月不到一年。

        从《王阳明全集》中收录他正德庚午三月迁庐陵尹作《庐陵诗六首其二》“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催！”

      王阳明知道此任艰险，抱着亲民勤政，扭转狂澜的志向而赴任，个人安危已置之度外，但他还是对龙场悟道"心即理"的心法，和贵州讲学时提倡的"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已负三年学"还是颇有信心的。

        王阳明的治理之道和其他官员的做法并不一样，并没有按当时官场的做派，行庸政懒政，而是采用了更为主动积极的施政扭转了局面。

        “庐陵前任知县许聪，在给内阁的文件中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除了种地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打官司。我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到近一千起诉讼。我逮捕了很多生事者，可是监狱太小，容纳不下。想放掉一些刁民，他们却因为这里有吃有喝而赖着不走，搞得我现在是头昏脑涨，希望内阁可以给予我“便宜行事”的权力。许聪所谓的“便宜行事”就是效法汉、唐两代的酷吏做派。想不到，当地的百姓很快就把他告倒，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江西。”

      吉安庐陵，是闻名的才子之乡，出过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等文化名人文风昌盛，吉安地处丘陵，相对偏僻，当地人好诉讼，讼师颇多，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三天两头打官司。

      年谱记载王阳明 ”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者，狱碟盈庭，不即断射，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嚣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

      他通过”里役“这些熟悉地方的下层官吏深入了解调查庐陵当地的情况，派人察访各乡的贫富情况以及奸良实际状况。王阳明没有埋头处理前任的陈年积案，他认为庐陵的问题不在表面，由于积弊已久，表面上的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发挥主动的积极性，像大禹治水一样进行疏导。把民心的根本问题解决，从而把被动混乱的局面整治有序，慎选恢复旧制的“里正三老”发挥作用，“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立足于急民所急，教化民心，在群众中识别出正面的力量，唤醒家庭的孝悌良知，发挥家庭的力量，推进族群的礼义廉耻风气，并得到进步势力的助益。

      王阳明主动向上级吉安府和江西布政司写公文《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报告，要求当地镇守中宫免除附加给当地的过重税负。比如不合理的“葛布”捐等。

      王阳明还颁布《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县令不明，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病。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个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呜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孰与和巺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为人之所敬爱者乎？吾民其思之“。王阳明开宗明义的教导民风，告之于荣辱观，明确规定诉讼的细节规定，釜底抽薪，又切割旁杂诉讼，强化一事一讼，提高效率，节约各方精力。

        他既不受制于民，又不迫于上级，对于个人的荣辱看的很淡，宣称自己”县令不明，气弱多病“，积极上书言事敢于担负责任，恩威并重颁布政令，设身处地的为百姓立规矩，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知行合一的心法使他的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王阳明洞若观火，知道庐陵当时面貌混乱而争讼，民风不正，民心飘摇；但他不会因为事情大或者难而不去做，从小事抓起，从身边的事做起，从根上着力，主动积极的措施，灵活的方法，具体的要求，出具公文告示估计十六篇之多，逐步见到成效。知行合一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下下表面功夫，更不是下水粘点泥做做样子，而是真抓实干，标本兼治，甚至还革除隐患。

      此外，他在城区规划防火严格规范，在瘟疫的防治上也积极行动，取得了不俗的政绩。当地社会秩序有了很大改善，民风趋于淳朴；湛若水在其墓志铭提到他的庐陵为官时”卧治六月而百物具理“并不虚言。

      此后他进京觐见述职后，吏部下达了晋升的委任状，从地方县令升任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史司主事“还未到南京上任，又改任命”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又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正德七年又从升”吏部考工司郎中“，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进入正四品，得到领导的认可；短短的两年中，从正七品升为正四品，升了三品六级，像坐直升机似的，除了当时刘瑾被除的政治气候外，他在庐陵行之有效的政绩，以及升级工作心法”知行合一“也有相关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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