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做《我的抗战》时谈到，我不喜欢用我们这个大词，我就是我。
读尤金的《我们》，读到结尾处被手术摘除“幻想”（情感）神经的男主角说：“我们会赢，因为理性必将胜利”，浑身一颤。记得刘瑜说过：“一切洗脑政治的背后，都有一套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自洽的逻辑。”而《我们》里，所谓的理性与责任，就是联众国的基本逻辑。
在《我们》中，个体的存在被抹杀，被集体的“崇高”与“伟大”淹没，“我”的独立与情感荡然无存。人的价值，就是以一个个号码的身份服务于集体，以所谓的理性（即服从集体）与劳动组成巨大的、牢不可破的国家机器。
这种价值体系下，“我”的独立思考、自由意识、对幸福的追求是不被允许的，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被污名化，变成了“病”和“幻想”。
同样是反乌托邦作品，与《1984》的压抑基调不同，《我们》的男主角更加陷入了这种刻奇情绪，为政治警察骄傲，为无丝毫隐私可言的玻璃建筑自豪，认为按时参加政治活动（集体刻奇）是光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冰冷制度的小小反抗，是对女主角的渐渐爱慕，内心深处残存人性的逐渐觉醒。
女主角的革命则壮烈的多，她对外墙的世界执着追求，不惜利用感情，步步策划，企图革命。“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会被终结，它不是无穷的。”“有无穷的数，就有无穷的革命。”革命失败后，她被关进闭气室，数次电击，都没有供出同伙的名字，尽管她深知这种坚持是无用的，同伴早已在第一次接受刑罚时就已说出了全部。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中，我更喜欢男主角的觉醒。不悲壮，甚至有的惨，充满着犹豫与徘徊。但我看到了人的存在，没有被打上“革命者”的高大标签，只是一个弱小的“我”内心的苦苦挣扎，对外界强大力量的试图反抗。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身处多数人的群体中，渺小的，虚弱的，对集体顶礼膜拜，以xxx的成员，xxx的读者，xxx的粉丝为荣的自己；那个名为彰显个性，实则拿喜好、标签与物质标榜自我，以图安全感与存在感的自己；那个对选择犹豫不定，对下一步徘徊不已的自己。缺乏思辨与独立精神，一切自以为是“我”的，实则被权威裹挟，被情绪煽动，即使没有处在那个扭曲社会，我其实也没有“我”。
胡适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们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寻求自我，踏出自由的第一步，以独立作为真正的开始。适当满足对归属的需求的同时，向内探寻内心的真我，不盲从，不轻信，用有效的质疑做出判断而非观念，用多维的思考做出选择而非经验。
我，是我们的一员，更是作为独立个体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