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晨是真冷。小镇无声，僵滞，寥寥几人行走匆忙。远远的望过去，那的确是我的妈妈，蹲坐在长街的一边。
我不算太冷，是因为妈妈托人给买的警用大衣在身，一件很沉重的呢子大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没几个穿得起，它能折合妈妈两个月的伙食费，我一个月的。穿在身上像个官宦子弟，富贵人家的公子，可我深深地知道自己不是。
即便穿着光鲜，面容也忧郁。脚步慢慢地逼近蜷缩着的妈妈，当眼睛清晰了她身上破棉袄的花纹时，心仿佛瞬间凝冻，被猛地敲碎了一地。
妈妈的面前是人们新年到来之前的必备品——年画。有纸的和塑料的，在地面上的一块塑料布上平铺着。
“妈，这么早出来摆摊!"
“你咋回来了？冷不冷？”
“不冷，这卖多少钱一张？”
“一毛，两毛，五毛的...”妈妈的话还没说完，一阵疾风夹着沙土飞过，用小石头和玻璃片压着的年画被风吹得哗哗直响。
我揉着被迷了的眼睛，妈妈顾不上嘴角的尘土，看到年画吹跑了很多张猛地站了起来，冲了出去。一双大头鞋让她显得特别笨拙，追着乱飞在街上的年画，在一张又一张年画面前躬身，我诧异着她的身躯，从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的脆弱。
我们抓回纷飞四散的年画，找到它们的位置，看着妈妈用戴着手套的手吃力的重新将它们铺好。端详着她的脸，已成了土褐色，曾经白皙的脸庞被街边的守望带走了。她的头发包着围巾，凌乱出来的几缕发丝掠过干瘪的眼角，皱裂的嘴唇泛白，可能还没有吃早餐就出来了。
妈妈起初就是靠卖这点年画供我上学学画画的。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不会选择上学。情愿不上学也不愿妈妈这个样子，可事实是我上学了。
有人买年画，妈妈摘下手套，一只手支撑着半趴在画上面找到人家要的图案，冻得僵直的手一张张的捻开并拿给人家。将一毛两毛的钱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用砖头压着方便找零，把一元以上的钱小心翼翼地塞进衣袋里。
相信买走妈妈年画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年，就像那画里面的祝愿一样。相信这样的妈妈能给所有接触过她的人带来好运。
回到家里一起数钱，妈妈笑容满面的一张一张摆弄着，一毛钱一毛钱的叠好，零散的硬币掉到地上会被迅速的捡起。那时钱是多么的重要，在母亲那里，我是知道的，有比钱和她自己更重要的就是我。
不是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到暂住亲戚家的家，不是不愿意看见全家人的脸都是灰溜溜的寄人篱下。而是不能花掉我吃饭的钱，穷的千般滋味只有经历过才能体会。
坐上回学校的郊线车，母亲硬生生地塞给我一些零钱，在她给过了伙食费之后，我从未真正的拒绝过。车开动了，母亲久久的站在那里凝望，我是真想说：妈，我想陪你卖年画。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人在车里，车在路上。记忆穿过南方城市公交车的玻璃窗，是刚刚送妈妈上飞机的别离景象。和煦的阳光洒落在路边缤纷的鲜花上，像极了祝福的传递，幸福的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