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掉在地上的鸡蛋，二十年了，依旧盘踞在我的心头，时不时就在我的眼前滚出来。
大学里，吃早餐和行军打仗一样，你得走得迅速，吃得快捷。这样，你就可以在床上多挺几分钟，而且可以踩着铃声、打着饱嗝走进教室。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拿着勺子，敲打着大茶缸，在陈列着早餐的一长溜桌台前，伸长脖子，挑选爱吃的饭菜。一位姑娘踱到了身前。她身材瘦小，长头发，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文文静静，看起来多半是中专部的同学。她一言不发，只用手，轻轻指点需要的饭菜。最后，她要了一颗茶叶蛋。与其说是茶叶蛋，不如说是煮鸡蛋，其白色的硬壳，没有一丝茶水浸泡过的痕迹。打饭的大叔，爽朗地回应着，麻利地用夹子夹了一颗鸡蛋，放在她的菜盘里。这种菜盘，是饭缸最外层的盖子，浅浅的，不但可以盖饭菜，翻过来使用，还能盛些咸菜一般的小菜。姑娘转身欲走，盘子里的鸡蛋却耍起了性子，打着转儿，和大叔作揖告别。她身体稍一用劲，鸡蛋忽的如出了膛的滑溜的炮弹，一下子弹落在地上，滚了好几米远。时间忽然凝固了。姑娘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鸡蛋，直直站立着，不发一言。我看着她，又看了看鸡蛋，也没有说话；大叔看了看鸡蛋，又看着她，敲了敲勺子，侧身开始给其他同学打菜。姑娘显然下了决定，转身对大叔说：“再拿一个鸡蛋吧。”大叔瞪了她一眼，朗朗说道：“鸡蛋好好的，掉地上不会脏。你，捡起来吧！”。姑娘眉头紧蹙，身子并不为之所动。我不忍再看，迎合着大叔的话，却又像讲给自己：“你捡起来了吧，鸡蛋好好的，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她终于挪动了身板，迈步走向那颗掉在地上的鸡蛋，弯腰捡了起来，急匆匆走了。
这一颗掉在地上的鸡蛋，宛如一幅油画，将当时的情景，展现于面前。我的心因此而悸动。
老屋西墙下是鸡窝。天一擦黑，我赶紧把鸡窝的小门掩上，以防止黄鼠狼半夜给鸡拜年。鸡蛋在那个时候是个稀罕物——这个宝贝，你只能看看摸摸，却鲜有机会能吃上几口。母亲一早起来，放鸡出窝时，会熟练地把食指逐一插进母鸡鸡屁股里，查看哪只鸡要下蛋了。这种检查方法，当时农村很盛行，就好比女人临产时，妇产科医生进行“指检”一样，以确定子宫口开了几分。鸡蛋似乎是那个年代除了猪之外，能换取钱币的惟一副产品。家里偶尔会煮几个鸡蛋打牙祭。母亲一片一片仔细地把蛋皮剥去，让我们兄弟姐妹分着吃。记忆里，我曾将掉在地上的鸡蛋皮，悄悄捡起来，丝丝缕缕地牵拉着粘连在蛋皮上的那一层白膜。父亲是家里的壮劳力，可以一次吃整个鸡蛋。看着我们眼馋的样子，母亲常劝慰一句现在听来依然经典的话语：“你们还年青，吃鸡蛋的时间长着呢！”。
五岁时，我骨折住院。手术后，因麻醉的影响，即使面对亲戚送来的烧鸡，竟也勾不起多少食欲。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嗫嚅着，怯怯地说：“我想吃·······菠菜——炒鸡蛋面条。”父亲在旁边呵呵地笑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病床上的儿子，心中所求的竟然如此简单！现在想来，依然让人心生爱怜。
儿子出生时，早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做饭，妻子就给我煮一颗鸡蛋，冲一杯牛奶，权作早餐。牛奶虽然有些腥味，却可以像喝中药一样，憋着口气一饮而尽。而鸡蛋呢，我却难以下咽！软软的柔柔的蛋黄，仿佛一团鱼刺，硬生生要刺进喉咙。因为这，我没少和妻子拌嘴。妻子悻悻地说：“老妈妈要是知道，你强压着食欲，竟然成功戒掉了鸡蛋，不知会有何感想呢？”
烙烧饼那两年，我们起得早，无法陪伴孩子。妻子煮一个鸡蛋，剥开来，外加一根火腿肠，用盘子盛着，端放在儿子的枕头边。他醒来不哭也不闹，怡然自得地吃着鸡蛋，啃着火腿。
现在，鸡蛋已然是家庭的必需品了。我早适应了每天吃鸡蛋，喝牛奶的生活。儿子是篮球运动员，蛋白质的补充主要靠鸡蛋。他喜欢吃炒鸡蛋。三四个鸡蛋，他就着馒头，风卷残云般几口就吞完了。
晚饭过罢也就两个小时，儿子嚷嚷着肚子饿了。我炒了四个鸡蛋。他大口吃着，鼓着腮帮子，连声夸好。忽然，一块鸡蛋一个跟斗从筷子上，栽了下来，跌落在脚边。我的眼睛端着一台高倍的摄像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画面：儿子没有什么犹豫，随手捡起来，轻轻地塞回了嘴里，神情泰然自若。
我的心，倏地抖了一下，好似明镜般的水面，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
那掉在地上的鸡蛋，宛如一只从容飞翔的鸟儿，鸣叫着，从头顶徐徐滑过······
2015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