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挑水砍柴”这个题目时，自然而然地想起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段脍炙人口的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几十年的时光悄然过去，那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唱腔依然耳熟能详，儿时挑水砍柴的往事，透过一圈圈的年轮时常浮现在眼前。我虽不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没有早当家，但和那个年代众多小孩一样，以弱小的身躯和力量，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家务中，为家庭坚持着一份力所能及的担当，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触人心弦，内心有着“当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的自我感动。
我家像老街缺劳力的家庭一样，常年雇人挑水。早先是个男的，叫担宝，他以挑水为生，中等个头，全身黝黑，脖子上搭着一条汗巾，每担水五分钱，干旱时，因要起早到较远的地方去挑，涨到一毛；话语不多，常挂在嘴边的是水要省省用，每滴都是钱；常常端起我家灶台上的茶壶，仰头喝下去大半壶，然后用汗巾往嘴一擦，挑起水桶急匆匆走了。后来是个女的，叫金妹，身材矮小，话语更是少得可怜。因为是雇人挑水，我家用水一直很节约。早晨在灶台的汤罐里舀一竹勺热水再掺点凉水洗脸，再用这样的洗脸水洗尿桶、尿壶；晚上依然是一竹勺热水掺点凉水，洗完脸后再用来洗脚，脚桶里的水像墨一样浓稠，我们把用一点点的水来洗脸、洗脚叫“磨墨”，这样的洗脚水再倒进厕所里多卖点粪钱。一担粪水一块钱，许多单位把这样的钱集中起来用于年末职工会餐。
小学三年级时，左邻的发小灯跟着她姐姐去挑水，我对母亲说我也要去挑水，母亲思索了一下说，我们家“好水”还是雇人挑，你就去挑“粗水”吧。那时，人们把煮饭、炒菜的饮用水叫“好水”，把洗碗、洗菜以及生活洗漱用水叫“粗水”，家里也有二个水缸，一个装“好水”，另一个装“粗水”。母亲找出一个闲置的缸洗净用来装“粗水”，家里只有两只大小不一样的水桶，母亲让我将就挑着，还帮我反复调试桶绳，直到适合我的身高；看着母亲洋溢着幸福的忙碌，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挑水事业坚持到底。
老家的玉琳老街依山而建，东西走向，从统坪顶三岔路口起，逶迤到石门头、大马路、五级岭，经中街、平厝里到下街尾、浦尾，弯弯曲曲约一千二百多米，宛如一条巨蛇，从统坪顶到下街星星点点分布着众多水井，有统坪顶水井、新水井、丁合利水井、油坊里水井、粮站水井、供销社水井、后溪宫水井、三中水井、鹅鼻水井等，一口口的井，源源不断的水，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老街的人。
“粗水”的水井大多在房前屋后或田边地头，一般是一米来深、水源浅的小井。我挑“粗水”是到后路一个田边小方水井汲水，从我家后门下几条小阶梯便到，来回不到四百米，手提着水桶就可打到水。我就用那一大一小的水桶开始挑水，小的水桶在前，大的水桶在后，刚挑时因前轻后重不好平衡，水常外溅，还要在半路上歇一肩，但几天后，就顺手了，水不溅，还学会了换肩，一口气就挑回家；有时上阶梯左右晃悠着水桶秀技术，而不让桶里的水外溅，这时还真想有人夸夸我的厉害。每天挑两担的“粗水”，家里用水就不再精打细算了，那时母亲常叹道，要是你奶奶在就好了，能这样用水，她该会是多幸福啊。那时奶奶离开我们有一年左右了。
到了小学四年级，我对母亲说要去挑“好水”，母亲说好啊，从此，我就和左邻的好友灯一起结伴挑水。那时，我们家对面有供销社水井、粮站水井，但那是供单位食堂和内部员工使用的水井，还安了井盖，外人很少去挑水。我们只好舍近求远去“下粮站水井”和后溪宫水井挑水。
“下粮站水井”在后溪的旧粮站里面，是个井口小、井身大的缸型圆井，三米多深；后溪宫水井则是个方井，二米多深，这两个水井没配打水的竹篙。用桶绳打水，水位高时容易；水位低，要用两条桶绳连接起来，打水就要有技巧。甩桶绳的力道要恰到好处，力大了，水桶在水面翻跟斗，还要再甩；力小了，只装半桶水，要再装满就更费劲了。但这些技巧在我们眼里是雕虫小技，很快就学会了。我和灯总是他在前、我在后挑水着回家，还常常在上粮站歇一下，望着他的桶，再瞧瞧我那一大一小的桶，总觉得别扭，还好到了五年级，母亲给我割了一担油着漆的新水桶，还写上我爷爷当年开南货店的商号“永盛”二字。
中午时间或下午放学后挑一二担水，是我们的必修课，虽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也是我们为家里分担一点家务的荣耀，我俩从没说过苦与烦，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挑水中我们慢慢地成长成熟。
冬季枯水期的挑水是个大考验。许多人早晨四五点就去排队挑水，我们贪睡，起不了早，到中午或下午去挑时，水已见底，经常要爬到井底去打水。那时，穿的是解放鞋，鞋头又大又圆，而井壁的石缝小，脚很难插进去，刚开始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手脚摸索着慢慢下井。“下粮站水井”是个缸状水井，井壁呈弧形状，沿着弯弯的井壁往下爬，全靠手脚的感觉；后溪宫水井虽是个方井，但井壁石头很滑，石缝更小，也不容易下井，还好我们胆大心细，几番摸索、几个回合掌握了“手抓紧、脚踩实”的诀窍后，就轻车熟路、上下自如了，好似练就了“飞檐走壁”之功，洋洋得意地在此大展身手。我们俩轮流下井，一个人下到井底勺水，另一个人负责提水，刚开始水是清的，后勺的水就混沌了，挑回家还要沉淀许久。
有时候，我们也到别处去挑水。统坪顶水井据说含氟高，统坪顶许多人牙齿黑就是此造成的，我们就不去那挑了；三中有二个水井，都在操场边。一个是师生们生活洗漱用的，另一个建了水塔、抽水房，安了井盖，是供给学校食堂的，据说这个井的水含氟量也高。我们去过新水井、油坊里水井挑水，更多的是去鹅鼻水井挑，这是个不深的四角井，虽远点，但水源足、水质好，那些年父亲自酿红酒，就要用这个井的水。1980年9月底，老街装上自来水，刚好在我家门口装个消防栓，经过父亲的协调，接了一根水管到我家，又分一根水管到灯的家，我们成了老街最早安装自来水的家庭。自来水刚装好，十月份我就去福州求学，从此，我家就告别了挑水喝的日子。此后，母亲常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就好了。
在老街大马路往石门头的上坡地段，是那时柴草的交易处，全街道居民烧火用的木柴、树枝、笀萁草（龙枝草）等都集中在这里，买柴草的人用眼观、手摸来判断柴草的干度、耐烧度，双方讨价还价、过称成交后，卖柴草人便把柴草挑到买家的家里去。
我家因为父亲在粮站工作，每月有供应粗糠（谷皮）的缘故，所以家里以烧粗糠为主，有时买些笀萁草用于起火，在过年过节时才买些木柴。那时我们吃的甘蔗渣、花生壳等都要用来烧火，记得左邻“裕荣”里有个叫“华古佬”的怪老头，他常说，买甘蔗吃最合算，既可裹腹，还会利尿，那时一桶尿可以卖五毛钱，甘蔗渣还可烧火，这叫一举多得。粗糠是供给公社、学校、粮站、供销社、医院等单位的食堂，这些食堂都有两种灶，一个是柴火灶，一个是粗糠灶。粗糠灶一般是一个灶门纵向安二三个锅，主要用来蒸饭、烧汤，灶门有一个用来放粗糠的槽，只要不时往槽里倒粗糠、通粗糠灰即可。家里用粗糠烧火就要有一个人专门拉风箱，不断地给灶窝里铲粗糠，否则火力不旺，还容易熄火，我们姐弟放学后就要帮着烧火，尤其是夏天，一边拉风箱一边烧火热得要命，因此，我们更喜欢家里烧木柴。但烧粗糠可省一笔买柴草钱，是让许多家庭羡慕的事。缺劳力的家庭只能买柴草烧火，有劳力的家庭就自己山上砍柴割草了。
那个年代附近山头除了集体的松树、杉树等无人敢砍，其它的柴草都被人砍光，老街的很多人早上很早出发，走一两个小时到五蒲岭、三十六湾去砍柴，还带着午饭在山上吃，下午四五点才回家。看到那些人汗流浃背挑着一大担柴草从老街走过，我很庆幸自家能烧粗糠，与砍柴相比，烧火那点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小时候我经常到后路和发小李同学一起玩。有个小伙伴兵的母亲经常带小孩子们上山砍柴割草，在我的央求下，母亲同意我和他们一起去砍柴割草。有天下午我挑着青天一担竹篮，借了一把竹耙，跟着他们满怀着信心地去鹅鼻后面的蛤蟆座山上耙松树毛，到那一看山上光溜溜的，松树毛稀稀拉拉，应该是前几天刚刚有人耙过，我们只好从山脚下慢慢地往上耙，我是新手不熟练，从山下耙到山顶，一担竹篮只装半担的松树毛，就这样轻飘飘地挑回家。尽管劳动成果不丰硕，但饭量却增加了一倍，姐妹们笑着说，耙那点松树毛，还不够饭钱呢。我吃着饭，心里有诸多的不服与不甘，那是因为山上没松树毛啊。这时母亲说，别小看这一点点松树毛，这可是我们家几十年来第一次自己割回来的草，用来煮饭、煮菜一定很香。母亲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和鼓励，决心一定要打个漂亮的翻身战，让自己扬眉吐气一把。不多久的一天下午，我手拿一把柴刀，肩上扛着一根借来的枪担，又是满怀信心地跟着他们到鸡心岗附近的山上，原以为是砍柴，结果没柴可砍。割草在劳动课上有干过，我也不算是新手了，但没割几下就腰酸背痛，不断地歇气擦汗，眼看着他们越割越远，脚边是一堆堆的草，我心里一紧张，割得更费劲吃力，脚忙手乱了半天，只割了一点点的草，最后还是兵的母亲帮忙才把我的那点劳动果实扎成一小捆，我只好把那一小捆的草挑在枪担的一头上驮着回家，路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相识的人还笑着说，怎么就割这么一点？羞得我头都不敢抬起来。依然是不丰硕的劳动成果，增加了一倍的饭量，但想到母亲在后路口等我，把那一小捆的草从我肩上接过去，并说，好啊，这次比上次重多了，那份母爱、那份关怀一直温暖着我的心。遗憾的是，后来我再也没去砍柴割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