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6年，湘阴县丞刘英外出督运木材途经一个小镇，看见一名少妇姿色妖娆，一时失态问道：“小娘子你是何人？本官请你喝酒如何？”一边说着，一边色眯眯地盯着这名少妇。
少妇是本地巡检的夫人臧氏，明代的巡检虽只有九品，但巡检的职责是盘查过往，稽查没有“路引”之辈，缉拿奸细，抓捕逃役兵丁及囚犯，打击走私，维护社会治安。
巡检官级不高，但隶属军队（有点儿类似于公安），手下有额定的弓兵40名，在驻地犹如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巡检一般由本地豪绅担任，借助他们的威望来管理当地治安，十分有效。
正是凭借丈夫的权力，这个妇人才敢在镇子上抛头露面，她买东西不是少给钱，就是白拿。
臧氏每天在街头闲逛，百姓们都躲着走，但刘英是外地人，不知道她是巡检夫人。
臧氏横行惯了，以为天底下就属丈夫官大，这回遇见一个穿官服的来调戏自己，立即翻脸破口大骂。
刘县丞到任两个多月，里甲保长好酒好菜招待，谁敢说个“不”字，想要女人，有的是冒作良家妇女的野鸡去伺候，没人敢拂他的逆鳞？
刘县丞见臧氏拒绝并辱骂自己，遂即喝令衙役将她架住，自己拿一条镶着铜钱的生牛皮鞭去打她。
臧氏喊道：“朗朗乾坤，还有王法吗？我虽不是诰命夫人，也是官员之妻，怎能让人随便侮辱？”
刘县丞得知臧氏是巡检的妻子，更加恼怒，喝令衙役：“给我打够二十鞭再住手。”
县丞是正八品，且负责采办皇木，按理巡检该来迎接、护送，如今巡检不仅没来，臧氏还以官员之妻为名拒绝自己，想到这儿气不打一处来。
臧氏身上挨了鞭子，鲜血直流，这消息早有人报给了巡检。巡检率领手下赶到现场，见到刘县丞作了一揖道：“这是内人不懂事，冲撞了县丞，还望手下留情。”
刘县丞板着脸训斥道：“采办皇木是朝廷大事，你不来迎接护送，本官没问罪于你，已留足了情面。你妻子招摇过市，有伤风化，我替你教训了她，休要怪本官无情。”
刘县丞职级比巡检高，巡检只好赔着笑脸说：“大人教训的对，都怪在下管教不严，惹您生气，我这儿给您赔不是了。”
刘县丞当街打了臧氏，又教训了巡检便借坡下驴道：“本官皇命在身，就不多打扰了。”
刘县丞走后，巡检忙回家去安慰妻子，臧氏觉得受如此凌辱，这口气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对着巡检一通臭骂。
巡检手下也有四十名弓兵，如今连老婆都保护不了，在外边受气，回家又受气，心里恼火也只好赔笑：“夫人别生气了，这仇我一定给你报，绝不便宜那狗县丞！”
巡检有个远房表弟在朝廷当监察御史，安顿好夫人回到巡检司衙门，就让文书替自己写了封信，派心腹送往南京，交给表弟王仲和。
王仲和进士及第，初次做官便当上了监察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没地方烧呢，如今得知亲戚受人凌辱，有图有真相，身为御史，如果弹効恶官属实，这就是政绩。
王仲和连夜写好弹効本章，特别强调了刘县丞违反制度，用生牛皮夹铜钱的鞭子打人，平时出行还要地方公款款待，就因为巡检没迎接他，居然将巡检之妻差点儿打死。
第二天奏章便呈送到朱元璋御前，明建国之初，朱元璋重典治国，严惩贪官污吏，自然容不得官员欺压百姓。他当即传令将刘英押赴南京，交刑部严加审问。
当缇骑来到湘阴捉拿刘英时，刘县丞オ知道自己打人的事被告发了，虽然他也后悔过做事确实莽撞，但没想到后果会多严重。
按《大明律》，刘英这种行为，是按斗殴伤人罪ニ等来量刑的，最多也就是挨几鞭子的刑罚。
刘英没打死人，何况臧氏招摇过市，横行不法，惩处她也是维持了地方风化，他跟随锦衣卫缇骑上路时绝不会想到，自己已走上了黄泉路。
朱元璋早已将案件定性：“英，一县丞耳，酷虐乃至于此，独不闻刘宽蒲鞭之事哉？且律载刑具，明有定制，乃弃不用，而残酷如是，是废吾法也，难论常律。”（意思是说刘英连刘宽蒲鞭示辱的典故都不知道。还敢使用《大明律》规定之外刑具打人，这是一种既残酷，又公然违背法律的行为，为以儆效尤，必须严惩。
刑部秉承皇帝旨意，将刘英拟为斩首示众。刘英为自己辩解说：“虽然有罪，罪不至死，恳请将我的申诉禀报皇上，希望皇上能开恩免我一死。”
朱元璋认为：“纪纲法度，朝廷所立。人臣非奉君命，不敢擅更。”身为官员公然藐视法律，知法犯法，官员借权势残忍对待百姓，使用非刑殴打伤人的就是奸贪之官。
为了限制官员使用非刑，朱元璋规定：即便衙役皂隶，若听从官长命令使用非刑讯案，也要“一体处死”。
最后朱元璋下令全国追查，黄岩县丞余琳、华亭知县王纪用、陕西白水知县罗新等人，分别使用尖刀铁钩、檀木刑杖、生牛皮鞭等《大明律》规定之外的刑具，最终都被斩首示众。
在朱元璋眼里，这些贪官污吏戕害良民，只有让他们“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才是顺天、应人的大道。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法律，一贯根据民情实施，在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他知道必须向贪官污吏适时地开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