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乡惠儿院浓缩着一部五乡镇近现代史，见证了那个筚路蓝缕、时局维艰的年代。它的存在和发展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曾经慰藉过彷徨的心灵，点亮过前行的道路。惠儿院与大桥头一样，是五乡人的乡愁聚点和精神地标，虽然它早已埋没在城市化的滚滚尘土之中。 ——题记
2016年11月19日，五乡中学迎来了建校60周年的庆典。作为此次校庆文史工作的负责人，在整理校史过程中，我无意间发现历史上五乡惠儿院的所在地，曾办过多所学校，顺藤摸瓜，居然牵扯出一大堆历史人物、一长段有关教育的往事。期间，有幸得到几位地道五乡人的支持：校友傅瑞庭提供了他宝贵的研究成果，本校退休教师傅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口述史料，五乡成校的退休教师陆昌首提供了五乡镇所有学校的校史文献——这些都为此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此深表谢意。笔者后又在宁波市档案馆查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鄞县教育资料，再结合对安心头陀的系统研究和多次实地考察，最终形成本文。
一、惠儿院所在地
惠儿院坐落于五乡镇皎碶何村的樟漕里（或称樟漕）。那里有河漕嘴，漕嘴埠头边长着一棵巨大的古樟，因而得此名。
樟漕里西北侧有一石拱桥名曰“皎碶桥”（五乡人习惯称之为“大桥头”），始建于明初，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修，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被誉为“鄞东第一桥”，是皎碶村（现皎碶何村的一部分）得名的由来，亦被视为五乡镇的地标性景观。
由于樟漕里一带的后塘河水域特别开阔，旧时这里曾是商贾云集之地，众多往来的船只携货物经过皎碶桥，航船上有贩菜的农民、卖鱼的渔民、售货的商人，还有来自十里八乡的民众。樟漕里南侧，铁路北仑线及宁波地铁一号线横穿境内。樟漕里还是私立皎碶小学[1]、吴家祠堂、赵家祠堂、五乡教堂和五乡粮站所在地，今仅存教堂仍在使用。
惠儿院旧址现为中铁二局宁波穿山港铁路工程项目的指挥部。
二、惠儿院创办者
惠儿院的创办者寂定和尚（1863-1938年），俗名傅宜耘，字砚云，自号安心头陀，五乡人。早年经商，以米业起家，1900年前后在宁波江北创办傅泰记米铺，1911年创办傅泰记米厂。生性豪爽，慕义轻财，曾率宁波工商界抵制美货。傅宜耘在50岁前“声色酒食、樗蒲游戏之属，靡不溺好”，50岁后“忽自省悟”[2]，投身于慈善事业，1922年在北京法源寺剃度为僧[3]。
安心头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对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大力支持。宁波佛教孤儿院1917年由甬上高僧岐昌、谛闲、圆瑛等法师和同盟会元老陈训正、赵芝室（二人同为效实中学和正始中学的创立者之一）等人发起创办，1918年5月正式成立，院址设于宁波白衣寺。1918年起，傅宜耘任佛教孤儿院募捐董事，1924年起兼担任白衣寺住持，1928年起担任宁波佛教孤儿院沙门院长。
作为募捐董事，宁波佛教孤儿院所需资金，大多由傅宜耘（安心头陀）负责筹措。傅首先利用自身的工商业者身份，向宁波本地富商募捐，然后多次赴上海、北京、天津等“宁波帮”集中的城市向当地甬商募集善款。为扩大资金来源，傅以花甲之年先后五次至南洋告募，并在第二次赴南洋之后立志出家，“光头赤脚，日食一餐，寒暑一衲，修苦行托钵乞缘3年，募得孤儿院教养金四五万”[4]。而据1932年鄞县教育局资料显示，当年宁波佛教孤儿院共收养孤儿160名，年度支出2万元。[5]
安心头陀为筹集资金，他不仅动员乡贤，还不惧权贵，在1933年的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征信录”（实为募捐者名单）中，既有虞洽卿、秦润卿等工商业巨擘的名字，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名列其中，从中可见安心头陀的交际能力。另据1930年《申报》报道：“一日，蒋主席与陈布雷游武岭小学，见一和尚瞌睡方酣，叩问何人。陈曰：‘此宁波北门白衣寺佛教孤儿院院长安心头陀也。’时和尚亦醒，合十向蒋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随向主席募捐孤儿院经费。蒋以五百金畀之。”[6]
1929年起，陕西关中地区连续三年大旱。1931年，安心头陀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即向上海地产巨商孙春生处募得资金57000元[7]，随政府赈务委员朱子桥将军到灾区乾县放赈。灾民感德，在乾县文昌巷建孙傅二公祠以示表彰。1933年，安心头陀将散赈余下的1万多元在乾县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乾县基金会”，交乾县佛门弟子董其事管理，后拨归县政府办理平民纺织厂。[8]
安心头陀既是 一位慈善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一生与冯君木、陈训正、张美翊等甬上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又对同乡晚辈沙孟海、朱复戡多有提携，曾与弘一法师一起弘扬佛法，还与虚云、太虚、谛闲、圆瑛、宝静等近代高僧均有交往，丰子恺为其画像，康有为多次为其题词。
三、惠儿院的兴衰
惠儿院的前世暂无考，笔者怀疑可能是安心头陀出家前的私宅，现缺少证据。
1932年，安心头陀有感于家乡的孤儿没有就近的安生之处，便在樟漕里创办鄞县五乡碶佛化惠儿院（简称鄞县惠儿院或五乡惠儿院）[9]，专收周边孤儿，供孤儿免费读书，并提供午餐。据《鄞州慈善志》记载，惠儿院创立时收养7至12岁孤儿10人，“院长下设总务、卫生、教育3组，其中教学事项附隶于清河代用中心国民学校，卫生事项则由鄞东公立医院担任。”[10]1935年时，收孤儿56人，有教职员工3人，规模进一步扩充。[11]
据说惠儿院内悬挂有抗日将领杨虎城赠送的一块匾额，虽今日早已不知去向，但得到了五乡镇上多位老人证实。笔者分析这块匾额极有可能是安心头陀赴陕赈灾时，主政陕西的杨虎城为表彰安心头陀的在陕义举所亲自题写。另据现住樟漕里的一位老人回忆，惠儿院的房子为中西合璧风格，门庭气派，院内种有数十棵金钱松，为五乡碶周边罕见。
1938年2月，安心头陀无疾坐化于白衣寺，1945葬于宝幢永安公馆。[12]头陀圆寂后，由于资金来源断绝，加之日本大举侵华，时局动荡，五乡惠儿院“教务中断，仅留保姆一人照顾门户，陷于停顿状态达数载，剩余院生11人，流浪无依”。[13]后经该院董事申请，并入宁波佛教孤儿院。据宁波佛教孤儿院最后一任沙门院长显宗法师回忆，合并时惠儿院的11名孤儿有两名被家人领回，其余9名转入佛教孤儿院，“除随身褴褛衣裳外，并无其他被褥服装，徒手而至，其生活安排均由本院解决”。[14]
关于五乡惠儿院并入宁波佛教孤儿院的时间，显宗未在回忆录中提及，根据《鄞州慈善志》分析可能是在1946年。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安心头陀圆寂后有关惠儿院唯一一则史料是1938年10月23日《宁波民国日报》的报道：鄞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五乡碶分会在五乡惠儿院举行儿童救亡歌曲歌唱比赛，17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参加。参加学校有皎碶小学、五乡碶小学、邱隘小学等，惠儿院学生压轴登场，演唱歌曲为《流亡三部曲》。五乡惠儿院在安心头陀去世半年多后，仍能承办此次乡镇级比赛，说明至少在1938年年底，惠儿院的经营状况尚且良好。这主要得益于惠儿院仍能除创办人安心头陀外，尚有其他傅氏董事，如傅松年、傅绥初、傅廷绪等，依靠他们的努力，惠儿院尚能勉强维持。
四、惠儿院与五乡教育
笔者综合五乡镇内各学校校史资料考证，五乡惠儿院停办后，在其旧址上先后办过七所学校，与我区现有的五所学校有一定渊源。
一、清河小学，即五乡镇中心小学前身。清河小学原为五乡傅氏义校，创办于1920年[15]，最初校舍在蟠龙村傅家祠堂。1946年，因办学规模扩大，借樟漕里的惠儿院另办分校。[16]清河小学低段仍在傅家祠堂，高段迁至惠儿院直至1987年。1940年，清河学校被县教育科定为代用中心国民小学。1951年，清河小学改名天童区校，并短暂设立过初中班，1960年改称五乡公社中心小学，1983年改称五乡乡中心小学，1986年五乡改建镇制，是为五乡镇中心小学。
二、鄞县联合中学四分部。1941年，鄞县城区沦陷，千百名青少年失学。1942年2月，县政府开办鄞县临时联合中学，总校设在宁海县龙宫村。为方便沦陷区青年就近入学，联中再县境内开设四个分部：一分部在东钱湖陶公山；二分部在黄古林；三分部在桂林，即黄古林俞家；四分部即在五乡碶惠儿院旧址，对外以鄞东补习学校为掩护，分部主任由清河小学傅渭川兼任。四分部前幢为教室和办公室，中幢为寝室和膳厅，后幢平房为厨房。开办时设“秋一”、“春二”、“秋二”三班，学生近百人。当时办学经费除一部分由县财政拨款外，其余各分部都以自筹为主。四分部的主要经费由傅家在上海的实业家捐助。一年后，因日伪扰乱，安全缺乏保障，鄞东补习学校并入东钱湖陶公山一分部。
三、鄞东中学。创立于1947年，借惠儿院清河小学校舍办学，是解放前鄞县继正始中学、堇南中学之后的第三所农村中学。该校全盛时期有学生300余人，在当时可以说得上是颇具规模。1949年舟山解放前夕，宁穿线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空袭目标，樟漕附近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学生难以正常上课，于是转移到云龙，于当年10月并入正始中学。
四、鄞县第八初级中学，即五乡中学前身。1956年，鄞县县委决定新办一批初中，五乡即其中之一，列名“鄞县第八初级中学”。8月授予校印，安排教师四名、工人一名，招收初一新生112名。因尚无校舍，暂借惠儿院旧址上的天童区校部分校舍，直至1959年3月蟠龙村校区落成，师生迁入新校区上课。
五、五乡镇中心中学，即宁波逸夫中学前身之一。该校脱胎于在惠儿院办学的五乡公社中心小学，1978年开始招收首批初三学生40余人（是年初中改制三年），五乡公社中心小学校长傅尔明同时兼任初中部校长。1982年，中小学分设，定名为五乡乡初级中学，校址仍在惠儿院；1986年五乡改建镇制，改名五乡镇初级中学。1987年，五乡镇中心小学迁往镇南路新校舍，原校舍归中学使用。1992年，学校改名五乡镇中心中学。1994年，由港胞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新校舍落成，该校与宝幢中学（1970年创办）合并，改称宁波逸夫中学。
六、五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创立于1985年，最初校址在中街关里的堂前间，在镇内招收初中生56人，开设二年制机械专业一班，文化课由五乡中学教师兼任，专业教师自聘。1986年，迁址樟漕里镇初级中学旁直至1992年迁至329国道北侧现校址。
七、宁波东方文武学校。创立于1996年，校址东钱湖，原名东钱湖武术学校，创办人为周建均，曾获全国拳击冠军，创下过单掌劈砖吉尼斯世界纪录。1999年，迁至五乡镇樟漕里原五乡镇中心中学所在地，改名宁波东方文武学校，开设小学、初中、职高班。2015年停办。
这七所学校涵盖了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成人学校、民办学校五类学校，其中鄞东中学、五乡中学和五乡镇中心中学均始创于此。由于最初的惠儿院本身兼有教育孤儿的职能，故樟漕里（惠儿院）作为教育场所的历史，前后绵延80多年（1932-2015年），若算上1920年在樟漕里办学的私立皎碶小学，则有近百年之久——实属五乡近现代教育的一块福地、中学教育的摇篮，造福五乡，同时恩泽四方。
五、惠儿院与五乡名人
在惠儿院所举办过的学校，历史都不算长，但有两类群体，令惠儿院的名字熠熠生辉。
一是清河小学的校友。清河小学是五乡百年老校，涌现出了诸多知名校友，其中最著名的是被五乡人称为“乒乓大王”的傅其芳。
傅其芳（1923-1968年），五乡回江桥人，清河小学毕业（后曾担任清河小学会计），从小痴迷乒乓球。他是带领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26、27、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主教练，并指导容国团夺得了首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培养出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等一批世界级名将，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贡献卓著。另外，上世纪40年代，原浙江省教委主任邵宗杰曾在该校任教。
二是鄞东中学的师资。校董傅延绪先生，五乡人，上海知名实业家，在沪经营信裕钱庄、信中钱庄、中国国光纺织印染厂、久丰纱厂、立兴热水瓶厂等11家企业。校长沈明才先生，梅墟人，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政治经济系，在乡民中口碑颇佳，抗战前后任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军上校和浙西行署崇德县县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鄞县党部书记，宁波解放后任市民革顾问和市政协常委。国文教师张自清，系鄞县党部秘书长张维之父，清末秀才，精通古诗文。地理老师傅欣，五乡人，毕业于中法大学，鄞东中学停办后历任华东人民出版社、新华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美术老师汤雪帆，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的同学，在宁波地区颇有名气。簿记兼体育教师傅其芳，即上文所提到的“乒乓大王”。这样的师资配备，在当时的一所农村中学是相当了得的。
时过境迁，当年的惠儿院如今已经寻不到任何踪迹，唯有离大门不远处陪伴过无数少年成长的古樟树见证了那些年的大师云集、文脉昌盛。我不知道在惠儿院创办之前，樟漕里这个地方还发生过什么大事、诞生过哪些名人。仅凭民国以来的这段历史，就足以载入五乡镇史和鄞州教育史、慈善史。它与五乡中学有关，更与五乡人民有关。
注释：
[1]根据民国张传宝等撰《鄞县通志·政教志》记载，该校创办于民国九年(即1920年)，校董吴叉生，为五乡吴氏族人创办的一所学校。结合通志所附五乡碶地图显示，该校校址在五乡樟漕。
[2][12]张原炜《葑里剩稿·安心上人塔志》，1945年版影印本。
[3]关于傅宜耘的出家时间有多种说法，1922年为笔者考证后所得，另文予以论述。
[4]陈定萼《鄞县宗教志》，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5][11]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鄞县教育局印《鄞县教育机关一览》，宁波市档案馆藏。
[6]《蒋主席荣归故乡谈屑》,署名阿难，1930年12月16日《申报》第11页。
[7]“57000元”的说法出自《鄞县宗教志》第111页，而据1931年6月30日《新秦日报》报道则为“二万余元”，笔者认为后者较可信。
[8]乾县县志编撰委员会《乾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8页。
[9]关于五乡惠儿院的创办时间，另有1925年一说，笔者认为此说不可信，另文予以论述。
[10]《鄞州慈善志》编撰委员会《鄞州慈善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3][14]显宗《回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于《宁波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宁波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963年2月。
[15]五乡镇中心小学官网和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显示该校建校于1920年，1994年鄞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的《鄞县志》（中华书局出版）显示该校建校于1925年，傅瑞庭老师根据傅氏家谱考证，该校可能创立于1916年。
[16]关于清河小学高段迁址惠儿院的时间，《鄞州慈善志》第99页记载是在1937年，笔者根据民国三十六年时任校长桑坚茂所撰《清河学校记》和2011年前后清河小学校友傅丰恒所撰《我记忆中的清河小学》两文（均收入傅瑞庭《鄞东五乡碶傅家》，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页、第130-132页）判断，当在1946年，这一时间刚好也与五乡惠儿院停办时间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