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离婚了，从山上搬去了山下。
听说，我被“判给了”妈妈，这个“判”字的发音，听上去有点严肃狠辣不可违逆的感觉。
整个过程，我都显得很平静，甚至有点木讷，没有无谓的嘶喊和多余的哭号。说实在的，刚上完二年级的我真的不清楚离婚意味着什么。每当遇见理解不了的事，我会习惯性沉默。因为小时候大家都这么夸我：
“别看不说话，心里可有数。”
妈妈先走了。我在家里看不见她，于是明白，这个家变了。
几天之后，她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去她那里，我说想。
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当时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的是“可想可想去了”。
我特别极度十分想否认曾经娘娘腔的表现，但她是对的。我一接起电话，听到她的声音，心中突然裂出块缺口，眼泪啊哭腔啊止不住往外流淌，嘁里咔嚓稀里哗啦。
但还有一件事是我想说的，很奇怪，也很无奈。
当我涕泪涟涟地放下电话之后，突然染上了一种绝症，叫做“冷漠”。临床表现为：心一下子空空的，仿佛所有事情都与自己无关。后来病情加重，每当遇见矛盾尖锐的事件，我总感觉我在另一处，静静看着自己身体的一举一动，没有要求没有想法，彻底沦为自己忠实而缄默的旁观者。这种分裂，让我觉得盛放在世界中的任何道理就是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一触就破，很不真实。
我想去她那里，是接电话时的想法。此刻再想想，不去也行。和妈妈团聚的愿望，要说“有”不对，要说“没有”也不对，很不强烈。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没感觉。
没感觉。
过了今天，我也要去山下了。一大早，我那个爸给我五块钱，让我去林业二小对面的小广场那里买张奖券。冲到嘴边一堆疑问，想了想，还是咽回去了。我把钱紧紧攥在手心里，顶着大太阳，踩着人行道上无数蚂蚱的尸体去了。
刚转到小广场所在的那条大街，还离着老远，就把我吓了一跳。除了在电视里，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黑压压的一片，罩住了小广场和周围的街道，仿佛是从地底野蛮生长出一块病变坏死的组织。再走近一些，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衣服上架着黑色毛茸茸的脑袋，有些可怕。我本能地绕开人群，大人们的呼喝叫嚷、小孩子的肆意哭闹、刮奖时的念念有词、开奖后的欢呼与叹息，都让我无法对自己的同类产生亲近感。地上有不少人挤人踩掉的皮鞋懒汉鞋塑料凉鞋，等我走远后，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快撞到二小的大铁丝门上时，我才猛然回过神，停下脚步。腿脚自己做主走到这里，或许是想跟它说声再见。站在二小门口，觉得操场好小啊，滑梯也太破了些，楼里一个人也没有，看上去阴森可怖。不知道新学校怎么样。爱怎么样怎么样。快点买了奖券回去，好看电视，楚留香啊白眉大侠啊还等着我呢。
无奈地走近黑压压的人群，挤不进去，不自觉踮起脚，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不死心又试了几次，注意力全在人群中央的台子上，有些松懈，由攥着钱变成三个指头捏着钱。突然，就感觉有人往我身上一撞，捏住的钱被扽走了。
没看见谁干的，看见也没用，我这么胖，跑也追不上，就算追上，我这么笨，也打不过。反倒松了口气。因为回去要挨打，能轻松一会儿是一会儿。
闪亮的门把手晒得滚烫，门上的绿漆顺着木纹裂开一道道缝隙。拉门之前，我先在脑中预演了一遍挨打的过程：很短，很简单，就是火辣辣的一巴掌。挨打之后，应该低着头，我走开的时候，扬起脸，让他看见我脸上有几滴泪水，但是不要哭出声。行了，就这样。
我计划的事情，大多会落空。这次就是。
可能是因为我要走了吧，他听说钱被抢了，没打我，也没说啥。我脸上依旧挂着犯错后该有的懊恼，心中却已经哼起“啦啦啦啦”。他自顾自拆着汇仁肾宝的包装，告诉我下回注意点。我点头，半天挤出一句“知道了”。犯了错没挨打，这一天很美好。
这晚，大家都在奶奶那儿。大姑大姑父老姑老姑父老叔老婶奶奶爸，一群人围着我，告诉我有啥事儿就跟他们说，缺啥了就打电话，还问我电话号码能不能记住……仿佛我还没去已经注定是挨打受气的结局。我挤出来两滴眼泪，正发愁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表表忠心，意思是我其实更喜欢呆在山上和他们在一起，去山下完全是迫不得已。这时候，不知道谁说了句“孩子还小还都不懂”，惹得大家此起彼伏地叹息。我好想笑啊，他们认为自己说了一大堆我根本听不懂的话，而他们却根本不了解我哀伤表情下早就翘起二郎腿的内心。喜悦的心情冲上来我有点掩饰不住，只好硬撑出木讷。他们怜悯地看着我，觉得这一切一切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于是不停安慰我，我也努力装作得到了安慰。我觉得需要安慰的反倒是他们，而他们给我的安慰更像是通过不厌其烦地尽职尽责来安慰他们自己那一份份迫切需要安慰的情感。
从山上到山下，路不算远。车跑得轻又快。
山上是白色的，山下是酱色的。
山上有楼，山下都平房。平房也不错，有个大院子，能种东西，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油豆角。车停在新家院子里，把我吓愣了。这院子从前是邮局，后来当过筷子厂，北面西面南面都是一溜屋子，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那么宽的屋子，十几个窗户，才只有一个门，也不知道算几间。东边铁栅栏，大门在东南角，比别人家的院子大多了，贴墙走一圈，累死人。我问厂长，这院子多大？厂长说，四千四百平。都是咱的？厂长说，对。为什么不种点啥？厂长说，养大车，没工夫种，种了不长，长了也不挣钱。西边屋前停着两辆蓝色尖头解放，上山拉木头的。上山拉木头要文件要证明，厂长没有，国家不让拉，所以都是偷。这么大的院子，这么多屋子，还两辆车，厂长应该挺富，可家里饭菜还是土豆酸菜米饭，土豆炖酸菜，酸菜炖土豆，就着下饭。听说厂长还拉着饥荒，应该不多，多了，妈妈就会说“拉一屁股饥荒”，没有“一屁股”，我心里踏实。吃完饭，心里空旷，坐不住，顺着南墙根向东溜到大铁门边，看看院外。路对面有个丽华旅店，听说里面可以“睡觉”。不稀奇，旅店不就是在里面睡觉的吗？不过，这“睡觉”不是普通的睡觉，是那种“睡觉”。左边是个小卖店，没牌子，玻璃窗上四个红漆字，“烟酒糖茶”。蓝木头门上，几个歪斜的白粉笔字，“土豆1毛”。这应该跟家里的差不多，芽子老长，吃着辣嘴。
厂长吃完饭就捅咕那俩解放，戳戳，敲敲，拧拧，踹踹，妈在洗碗。厂长厂长，厕所在哪？厂长一指院子东南角。原来它真是厕所。长木板拼的，又瘦又高，两扇门，男左女右，白粉笔写的，六条腿站着，底下空的，摇摇欲裂。我一嘬牙花子说，太高，迈不上去。厂长一指西南角仓库说，拿锹，找墙根拉完，撮起来，顺厕所底下的空儿扔进去就行。等天黑，试了，锹比我高一截，一套整下来，累够呛。最讨厌的是，黑灯瞎火，不知道整得干不干净，别蹭到处都是。厂长在屋里喊，锹端起来，别拖地。我端着锹往厕所去，边走边想起原来在山上，有回和赵秀雨街上走，看见一蹲墙边拉屎的。赵秀雨说这小子上学路上骂过他，看他这时候正拉到无法自拔，我俩冲上去把他推翻了，正坐自己屎上。他先愣住，然后慢慢咧开嘴大哭。用《新闻联播》上的话讲，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想着想着就笑了，笑没劲儿了，腰弯了，手松了，锹也扣地上了。我怪叫一声，听见厂长在屋里大喊：
“锹别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