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9日旧文）1991年的Rudy，是一位纽约市的平凡老人。当时大约八十岁，老伴已经过世，所以单身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子女不详。
也许是因为单身的关系，所以Rudy跟其他正常男性一样，都有“好色”的一面：喜欢在路上找女孩子搭讪、也喜欢鼓励我这个小朋友在路上找女孩子搭讪。
如果电视上有选美大会之类的泳装亮相节目，Rudy即使当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也一定会不厌其烦的录下来存档，等到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再慢慢消化。
Rudy虽然是一般所谓的“西班牙语裔”（Hispanic，包括中南美洲讲西班牙语的人），但是他颇为自己父亲远从西班牙跨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跟已经在当地生根多年的Hispanic“不一样”而感到自豪。
同样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跟巴拿马运河是同一年（1914年）出生的；因为巴拿马运河算是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一大成就，同一年出生的他自然也就与有荣焉了。
Rudy比我矮一个头，但是却有当时二十几岁、练过举重的我也自叹弗如的强健体魄。
有一次，我们在纽约市上城西班牙语区的健身房碰面，Rudy一身健壮的肌肉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他向他的健身朋友们介绍我是“来自台湾的举重伙伴”，虽然我年轻时真的练过几年，但当时还是颇令我无地自容。
虽然我对于西班牙语很有兴趣，也在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会胡诌几句，不过因为当时初到美国，实在没有勇气接受Rudy的邀约，搬到西语区实际融入他们的文化。
其实，没跟Rudy学好西班牙语很可惜，但却也不算遗憾；因为Rudy是我刚到美国时的英文老师。由于外国学生即使学过英文，在美国并不见得能马上在心理和语言方面做好调适，这时候就可以向一个叫做“国际学生中心”的单位求助。
国际学生中心有许多志愿提供服务的当地人士，愿意投入时间来帮助这些“孤单无依”的外国学生，做一个介于英文老师、心理辅导、文化导游之间的角色。
有趣的是，虽然这些志愿人士都有伟大的奉献精神，但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性别、年龄、历练背景，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习性，所以往往也是外国学生认识“真正的美国人”的第一道门径。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遇见了Rudy。
在我们每周一次的会面中，除了少数时间Rudy用事先准备好的报纸和教材教我“当地英文”之外，其实有很多时间是在听我用生硬的英语倾诉思乡的寂寞和对于新环境的困惑。
或许Rudy并不算是一般印象中的美国人（其实以纽约居民族群的多样性，谁又算是“真的美国人”？），只能算是在这个龙蛇杂处的城市中，在局处于上城的西语区以体魄来保护自己的矮小、以来自西班牙的纯正血统凸显自己的自尊。
矛盾的是，在这个以“种族大熔炉”自许的城市里，大家都还是希望留住一些自己与其他族类不同的地方；说是为了求生存也好、是为了自尊也好，纽约这个地方和它的居民，就在这个混合又独立的表象之中蓬勃的活了下来。
也许是因为同为主流白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也同是心态上都二十好几的男人，Rudy和我在教学、倾吐、互相了解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超越背景和年龄的情感。
虽然这样的形容方式也许有点矫情，二十几岁的我与八十几岁的Rudy也不过是一星期见一次面，从互相猜测讲的到底是什么英语、一直到街上瞥见漂亮的女孩互相挤来挤去看谁先上；到最后Rudy开给我一个治疗思乡病的药方，不过就是去追个日本女孩打发时间（天，希望他没忘了我是台湾来的）。
虽然追日本女孩的事情没有实现（因为他在路上瞧见“推荐”给我的，是一个随老公出差到纽约来的日本太太），不过Rudy给了我最好的礼物，是一个虽不“真正”、但是够“普通”的美国人：一个曾经在黑街、码头、健身房混迹半生的矮小汉子，如何在他的晚年豁达而毫不掩饰的享受自己的人生。
我与Rudy的友谊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今天回想起来，我住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影响我最大的人也许不是我的同学、或是我的教授，而是我的举重伙伴Rudy Sanchez。
Rudy，希望你现在还有一身肌肉、还在教新来的留学生，还在路上追女孩子。
2017年注：今天整理起这篇旧文，才发现Rudy如果还在的话，今年已经过了百岁高寿。希望他无论现在身在何处，都一样平安喜乐、也记得我这位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