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父亲一人外出维持家庭开销，母亲农作，计划生育盛行的岁月里我这样的超生情况是必须罚款的，那时家里拮据，除了躲无计可施。听三姑六婆唠嗑是我的童年趣事之一，在她们浮夸至极的渲染下人和事都显得异常风趣。听她们说以前因为超生“东家的猪被牵了去，西家的雕花木床被搬了去，谁谁的丈夫被打得半死不活”我在一旁听得怯怯的，生怕有一天我也会落得如此下场。
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势汹汹朝村里走来，其实没几个人，但那时总感觉那是叫人瑟瑟发抖的鬼子队伍。母亲急忙叫我藏进屋内，他们从一个生产队游荡于另一个生产队，我们在里屋，像受了惊吓的猫温顺乖巧。出来后，母亲长舒一口气，并不是普查队伍。这样的案例太多，十有八次都不是，可看见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的男人，母亲依然会让我们藏起来，总之都是乡镇府干部怕看见了泄了密。还叮嘱有人问到我们是谁家的孩子千万不可以说父亲的姓名，我们像在秉承一件神圣而又庄严的任务，一开始就持续了很多年。
有一年我十一二了，这次是真切来了人口普查队伍，他们的搜寻目标是邻居家的媳妇儿，她生下二胎，传出了风声，母亲让我也跟着躲出去，那时家家户户已经是白瓷砖红瓦的小楼房，交不出罚款实属扯淡。我和媳妇儿还有二妹，她也是未交过罚款的，一起躲了出去。
那是个菜花开得正好的日头，我第一次对这种“避难”有了种莫名的兴奋。我们倚靠在满是野草的土梗上，土梗上湿润黏稠的泥巴，抬头就是花影重叠，蜜蜂采着花蜜，轻轻的，偶有花粉落在它们的翅膀，它们小掸一下，似乎怕泄露了我们的行踪。我玩弄着土梗上的闲花野草，又把泥沙抛来抛去，在这花丛深处有了一方寂静又幽静的天地，我想我的头顶是沾满了花粉的。
而对于十三岁才上户的事儿，丝毫未成为我心中的不悦。
从前对收破烂的中年人总是颇有好感，总以为，他们应该是“大户人家”兜里才有那么多钱供人兑换，毕竟在孩子的认知里破铜烂铁是不值钱的。
他们总是未见其人但闻其声，那声音绵长又浑厚，从村头花开满枝头的梨树到村尾的篱笆墙茅草屋，宁静的乡村里回荡起一阵阵回声，高昂起伏：“有破铜烂铁，废书废报纸的找来卖”，人们探着头，将囤好的一摞旧书拿给他，他拿出秤杆，大部分都是十块八块的。他意犹未尽，在院坝周围四处打望，问这卖不卖，那卖不卖，我和姐姐这时候总要将房前屋后都搜刮个遍，掘地三尺也要将一些半掩在地里满目苍夷褪了色的塑料瓶，装满了泥沙的雨靴翻出来，他撇着嘴，麻利的将泥沙抖干净，我们兴奋极了，如获至宝，仿佛掉馅饼一般得到了一种最简易又快捷的生财之道。一会儿捡来废弃的铁锹子，缺胳膊断腿的破胶鞋，地里的垃圾都变成了人民币在向我们招手。一些厚脸皮小孩趁着此时捣乱捡来面目全非怪头怪脑的物件，有些木楂子，有些是泥巴，拾荒者又好气又好笑，我们也跟着笑呵呵。
然后他哼着小曲消失在了夕阳的余晖中，红艳艳的，乡村回归一片宁静。而孩子对那样的时刻总是喜出望外的，一点破铜烂铁，一袋鸡毛鸭毛，就可以换来让人垂涎三尺的零食。
爆米花商贩来的时间不多，一般会几个大队之间最集中的院坝。我家是不知道的，听了年迈的阿婆招呼才知道，“某某生产大队在炸炮筒”。
碧云天，黄叶地，秋风拂来阵阵桂花香。米坛里急三火四着抓了米就跑，遇上同行的，一定要竭力甩开，想更早吃到爆米花。
那机器声音沉闷又震耳，黑黢黢的，围满了孩子，有些拿来凳子，站着，好不热闹。我们不叫爆米花的，叫它炮筒，米白色，大米做成，一点米放进去就有络绎不绝的炮筒出来，长长的，脆脆的，把它插满五个手指，是孩子彰显洋洋得意的方式，咔嗤下去，好吃极了，现在想想其实是不好吃的。
满满当当的一大袋子，那几日，吃得多了，便厌倦了，咬一口吐一口，掰成小节拿去喂鸡，鸡啄一下，太大个，便扭头一愣一停去泥地啄那些稀碎菜渣去了。
暮色四合，还有马夫牵着驮着煤炭的鬃马，会路过我家的橙子树，我喜欢踩着它们的马蹄铁脚印，夏天有卖馒头西瓜的小贩，有喇叭，一个劲的宣传，还有磨剪子磨菜刀的技术活商贩。
这些“不速之客”把一个时代的乡野岁月，装点得热闹又丰盛，朴实又淳厚，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会被那样简单的快乐撞击得心生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