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篇封存七十年代的记忆。并以此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我老家现在的这块院基,估计是1972年左右由生产队规划给我父亲的吧。那个时候谁家若想建新院要先给生产队里申请,由生产队里报上去,层层上报,上面批了以后,然后会给规划。当然也不是马上就给,不定那一年国家就批一批的。要等到有机会了才行。
父亲兄弟三人,他是老三,我大伯死于抗战中的太原保卫战了。父亲和二爸都成家后,两家人就一直生活在一个院里,直到1972年国家批了新院,那年我四岁。
记忆中我家院基的这片地原来总是种玉米或是高粱,处于村外巷口的位置。它的西边是个土崃(土崃,就是黄土地上一边地势高陡峭直立,就像断崖一样,另一边地势低,高的地方我们老百姓称之为土崃),崃上是我们队里的马号(那时候个个生产队都建有马厩,集体养马、牛,用于耕种,我们称之为马号。)三爷是马号里的饲养员,他会偶尔带我来玩。所以这片地在我童年的心里有些印象。我称之为三爷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家的邻居(我家和二爸家还在一个院里时),恐怕他在他们家排行第三吧。记忆中的三爷见了我总是一脸的慈祥,感觉十分的亲切。
这年的秋天,秋收后大队(那时各村都称为某某大队)和小队(现在村里的组)都来了人在这片地进行丈量,要建新家了,父亲来选新的家址也领着我。这片地一排可以规划三家,靠近崃根的这家因为要给雨水留下走道,多让一米宽,比其它家大些,父亲说:“就选这块了”。
随后的秋日里,父亲空闲的时间就开始用小平车拉土,拉啊拉,在这片四分大小的土地上,堆起了一个一米多厚的黄土堆,整个院基被加高了一米多。看着父亲在阳光下汗流浃背的辛苦,四岁的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也只有当父亲把一车土卸下的时候,我跑到他面前递上毛巾说:“爸,擦擦脸吧!”一次当父亲在埋头拉车的时候,我悄悄的扒到了后面,拼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推了一把,父亲感觉到了,扭回头高兴地说:“好,扒个沙(虱子),切(轻)一匝“。
把院里的土拉满后,父亲就开始担水,一桶一桶不停的担,父亲不停地把水浇洒在土上,把土湮起来,等到半干的时候就可以夯筑院墙了。
夯筑院墙的日子里,父亲请来了队里十几个年轻人来帮忙。那时候谁的家里若有需要,村里的人都积极相帮,只给管饭,是没有工钱的。只见大人们把十来根木椽沿着两家院基的中线架在一起,成梯形,上面口窄,下面口宽,竖着的四根椽向上倾斜往一起收,下面插在泥土里。下面横着在墙的两面各绑三根,这样组成一个框行,然后往中间填土,填好土后,几个人站在上面嗨吆嗨吆的抬起石夯,不停的击打。这样一层打好后,再把下面的一根木椽解下来翻绑上去,继续填土,继续击打,直到一堵墙起来有足够的高度。
院基的四面都打起了高墙了,院子里面还剩下好多余土,那是父亲留下来,自己制作建房用的土坯的。父亲在南面邻巷的院角上用铁锨和撅头刨了一个比人稍低的三角形开口,然后用树的枝条编制了一个简易的门,这就是我的新家的家门,我们称之为刺扎门。
那时候老百姓家里建房一般是买不起砖的,或是买的很少,只是在基地上用上三五排而已,上面用的材料就是自己制作的土坯,我们运城的土话称之为糊基,这个词的标准写法我查不到,这里就用这两个别字吧。这种自制的建材土坯就相当于没有煅烧的砖,也是十分坚硬的,没有钱买砖,就只能自己出力制造,老百姓自制土坯称之为打糊基,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活。一块糊基相当于两三个砖的大小和重量,长大概有四十公分,宽三十公分,厚十公分吧。建一面房要用到要有上万个的。
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一天也就能打二百来个湖基(土坯),上万多块,父亲硬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干完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的。这段时间里,他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只能在吃早、午饭的间隙时间和晚上的时间他才能在月光下独自加班干。每天晚上在我们睡觉前,母亲总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念叨:“你爸就哈(还)不回离(来),憨干憨干地。”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象上足了发条的永动机一样,我从来都没能看到他的休息,直到我上高中时他病了住院。
建新房的土坯有了,但是还需要檩条、椽、以及做门窗木料。那时候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子,缺少了这些东西是不行的,而购置这些东西是要花钱的,钱又从何来呢?
一天父亲打听到一个赚钱的门路,盐化局收购芦簿,编织芦簿可以赚钱。这里所说的芦簿就是用线绳把去悼叶片的芦苇杆子串成一片,这个过程称之为勅(chi)芦簿。勅芦簿可以赚钱,可是我家这儿不生产芦苇啊!于是父亲给队里请了假,拉着自家的小平车踏上了采购芦苇的路程。
据说父亲当年是在池南西窑乡的某个地方买的芦苇,父亲拉着板车,带着干粮和水,来回一次共走了三天三夜。那时不象现在,无论什么地方都道路平坦,父亲拉着两三千斤的货物,黑夜里独自颠簸在他乡陌生的野地,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
随后的夜里,每天晚上我总是被爷爷的呼喊声一次次的吵醒,那是爷爷在催父亲去睡觉的声音。“哗、哗、哗”父亲一个人在院里不停地在用镰刀杀割去每根芦苇上的叶片,留下芦杆待用。父亲常常独自干到天明。“我稳就是铁打的”,"稳"是父亲的名字,爷爷总是带有几分爱怜的这样叹息,看着满手都是血印的父亲,年迈的爷爷禁不住流下了两行的热泪。
父亲整完了芦苇,我们一家人就大小齐上阵开始勅芦簿了。四五岁的我是帮不了大人多少忙的,不过我也经常不甘落后,大人们一次完成两三行,我也要完成半行,不过晚上我也熬不了多久就倒头去睡了,不知道他们干到什么时候才休息的。
把一车的芦苇用完后,父亲把弄好的芦簿用车拉上,卖给了几十里外的盐化局就又去采购芦苇。
这一年的晚秋和冬天里,父亲不知道先后独自去池南买了多少次的芦苇,总之慢慢的父亲感觉差不多攒够了建新房所需用的钱了。
父亲要建新房了,这对我全家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事,可是堂爷爷却过来劝阻。堂爷爷是旧时代的教书先生,满肚子的四书五经和黄老之学,解放后的新学堂用不上他,此时也七八十岁了,多年赋闲在家里。他主张无为一切将就,不建议大搞大建,所以他劝父亲别建的太好,凑凑活活就好,父亲怎么会听他的呢!父亲不听他的话,他又给我说让我劝劝我父亲,我心中暗自好笑,我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别说父亲能不能听我,我还巴不得父亲盖得好些呢!
那时,一般老百姓建房,顶好的标准有一句话就是”砖见窗台齐,上房拉对席“。意思就是,所用砖料能到窗口那么高,房间的跨度能坐下并排两张方桌人同时就餐的宽度,也就是一仗二尺的来宽,这就是最好的标准了。另外分为两面坡和一面坡,一面坡的房子就少用檩条和房梁,因为椽全部担在了墙上,这种房称为一厦房。我和二爸在一个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就是这样的一厦房,房间跨度仅有七尺宽。父亲决定不建这样的房子。在旧时代高门大院的地主家里,他们家的窗才有开扇的,一般老百姓家里的窗都不能开扇,老百姓称能开扇的窗为”洋式窗“,因为我家要建的房子在村外,父亲担心开扇窗不够安全,所以父亲就决定还是弄老式不能开扇的窗吧。
一九七三年,饱含父亲艰辛的我家的新房建成了,房梁上写着父亲的名字。我一家人喜迁新居!这里的每一砖一瓦上面无不浸透了父亲的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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