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玻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婬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婬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不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陰陽；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婬佚也。俭节则昌，婬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
【通译】
墨子说：“上古的人民不知道作宫室之时，靠近山陵居住，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营造宫室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润，四边足以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是不会做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伤害；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开始创制衣服带履，只为便利身体，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束。所以，圣王自身节俭，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
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振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织布匹，以它作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生丝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当这时候，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的衣服之财，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情实，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兵甲不坏，士民不劳，足以证伐不顺之臣，所以可实现霸王事业于天下。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轻便而暖和，夏天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作成衣带钩，拿珠玉作成佩饰，女工作文采，男工作雕刻，用来穿在身上。这并非真的为了温暖。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作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希望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起来教勇敢的子民耕稼栽种，以供人作粮食。作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俭朴，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剩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作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很大，所以民众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归顺他了。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民众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剩
凡周旋于天地之间，包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陰陽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陰陽，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衡，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以上所说的五者，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婬佚的。节俭的就昌盛，婬佚的就灭亡，这五者不可不节制。夫妇之事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雨调节，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安适。
【学究】
《辞过》这篇，墨子通过住、衣、食、行、婚五个方面来细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对奢侈生活排斥来论述真实生活的本质，这也是墨子解读《易经》的朴素生活道理。原本住宿就是为了避湿、遮风、挡雨、生活能周旋开；穿衣服只是为了冬暖夏凉轻便；煮熟食物为了气血充盈健康；出行搬运方便省力；结婚为了繁衍后代。可一旦过头，便成了百姓负担，有权者效仿，形成不公平社会，导致资源入不敷出，就激化了社会矛盾。墨子从生活的基本需求深入探索自然之道，是从实用角度解读《易经》的奥秘，与儒道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确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