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是一个有原则的、明确的无神论者，他的犹太性从来不是部落或宗教问题，更不用说民族主义信念。它更像是一种对反犹太主义的自尊自重的回应，一种拒绝通过否认来获得庇护的骄傲，这令人印象深刻。它也是一种神秘的自由感、边缘感，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感觉可能与他大胆的发现和深刻的洞察力相关。弗洛伊德的犹太性是一个大而有争议的问题；玛蒂尔德、苏菲和安娜，他的女儿们而不是儿子们——足以说明犹太性对他有意义；这些名字述说了他个性中家庭和犹太性的部分，以及他对于社交的选择。

但是马丁和埃内斯特表明，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身份处于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欧洲科学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思想。由于不懈的反省和关于本能的二元对立论，弗洛伊德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浪漫主义者，所以马丁、埃内斯特两个名字值得细看。埃内斯特·布吕克，弗洛伊德深情地称之为“老布吕克”，是“亥姆霍兹学派”成员。读过琼斯《弗洛伊德传》或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关于弗洛伊德科研开端的重要文章，就会想起1842年在柏林戏剧性的、有些自我意识的时刻，埃米尔·杜布瓦-雷蒙德和他的密友埃内斯特·布吕克还是医学院学生，郑重承诺“要让真理流行：‘只有一般的物理化学力量才活跃在有机体中……难以说明的现象必须以物理数学方法去加以研究，或者在认定有内在于物质的新力量的情况下，现象必定可以被还原为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元素。’”对布吕克和他同样聪明的朋友们——他们都立志成为著名的研究者——而言，以及对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他是布吕克的忠实追随者）而言，自然是中立的，它不是需要遵守的价值观而是有待解决的困惑的来源。神秘主义，甚至自然神秘主义——我更愿意说，尤其是自然神秘主义——在这种实证主义思想中没有立足之地。

我对埃内斯特这个名字充满兴趣，因为它支持我对弗洛伊德思想的解析，这种解析是我最近提出的，也不是没有被挑战过。不可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弗洛伊德是犹太人，而且几乎一生都在维也纳度过——我斗胆将弗洛伊德描述为他文化中的德国人。不像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的大多数聪慧犹太人，弗洛伊德并没有太多混迹于充满活力的沙龙社会，“他的维也纳，” 正如我所说，“是医学维也纳。”那时的医学维也纳是由来自德国的专业医生所主导。卡尔·克劳斯，比较解剖学研究所所长，资助年轻弗洛伊德对于鳗鱼性腺结构的首次独立科学研究，他是从哥廷根来到维也纳的。赫尔曼·诺特纳格尔，弗洛伊德于1882年10月至1883年4月在他的内科医学部工作，他和布吕克一样，出生于德国北部并在柏林接受训练。尤其和布吕克一样的是，诺特纳格尔在他给学生和广泛公众的演说中提倡关于自然和人体的唯物主义、反浪漫主义，这些观念他自“北方”带到了维也纳。其他专家，包括著名的外科医师和的业余的天才音乐家特奥多尔·比尔罗特，与克劳斯、诺特纳格尔还有布吕克，帮助医学维也纳变成了一个德国城市，也是在这个城市，弗洛伊德得以发展并感觉如在家中。

不管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弗洛伊德仍能感觉如在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德国科学家。特别是诺特纳格尔，在弗洛伊德建立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之后会转介病人给他，这让犹太人如弗洛伊德可以觉得自己不再像个贱民一样。最受弗洛伊德敬仰的布吕克，是一个冷静的、有时严峻的老师，寡言少语，精确到迂腐的程度，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考官；但他也是一个政 治自由主义论者、反教权人士（这在奥地利意味着反天主教），并且有犹太朋友。而诺特纳格尔更明显地敌视反犹太主义阵营。1891年，神经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尝试新的方法治疗心理疾病时，诺特纳格尔成为 “对抗反犹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作主题公共演说。

然后，在1894年夏天，诺特纳格尔遭遇反犹太学生在大学里示 威并打断授课。考虑到在弗洛伊德生命即将结束时奥地利和德国将要发生的事情，回顾《柳叶刀》1894年7月7日的一篇报道是值得的，报道因其坚定的道德立场而引人注目：“我们带着痛苦和愤慨得知”，《柳叶刀》写道，“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示威反对诺特纳格尔教授，只因他恰好保护了犹太民族，这一种族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滋养了德国。恶劣的反犹太主义骚动扰乱了学问之所在；因为诺特纳格尔教授积极参与保护犹太医学生免受他们所遭受的迫害，他自己也受到攻击并中断临床工作。我们相信暴行的组织者将被当 局迅速处理，因为一个誉满天下的人遭受此种侮辱让大学蒙羞丢脸。”弗洛伊德当时的反应并没有记录，当然我并不是说，因为一个他非常看重的杰出医生是一个活跃的斐洛-闪族人，他就成了一个实证主义者或者一个德国文化的崇拜者。我只是在简要地描绘弗洛伊德发展精神分析理论的医学-政 治氛围。1894年，是他和布洛伊尔发表《初步交流》之后的一年，《初步交流》后来变成1895年的《癔症研究》；这是决定性的一年，他发表了早期精神分析论文之一《防御型精神神经症》。

弗洛伊德从来没有用诺特纳格尔之名给儿子起名“赫尔曼”，但“埃内斯特”这个名字的意义显而易见，克劳斯-布吕克-诺特纳格尔环境对他来说很重要。这个名字雄辩地证明了弗洛伊德其唯物主义的深刻和坚韧，唯物主义哲学很大程度上是他从德国人那里学到的，而那时西欧这些德国人，至少德国科学家，还是好人。“马丁”这个名字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让·马丁·沙可，一个绝佳的临床医生、无与伦比观察者，他著名的公众演说是社会时尚事件，在演说中他身体力行实证主义所需的科学行为准则：他服从于他所看到的事情——更甚者，他让他所看到的指引他看不到的。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绝不是一贯浅薄的经验论者，但其对手搞坏了他们的名声；他们只是拒绝赋予自然唯有形而上学才能发现或发明的意义。有一次思想独立的弗洛伊德挑战沙可，批驳一个现代科学认可的理论，沙可用一句格言作答，弗洛伊德多次引用这一格言，使之流传后世：有理论是好事，但并不能妨碍事实的存在（La théorie, c'est bon, mais ça n'empêche pas d'exister）。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在探究奇怪的现象时，这种开放的科学态度对他极其有利。

弗洛伊德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提醒我们，他的犹太边缘性帮助他免受某些先入之见，他使用的科学与智识工具绝对不是明确属于犹太人或奥地利人。弗洛伊德是在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决定论的传统中工作，“马丁”和“埃内斯特”一样，都在颂扬这个传统。

弗洛伊德六个孩子的名字，与他的社会习惯和科学承诺紧密相关。它们还证明了他的无意识生活。我认为他所有孩子的名字都指向一个弗洛伊德长期以来与之抗争的人物：他的父亲雅各布，雅各布说到儿子的顺从：“西格蒙德的小脚趾头都比我的脑袋聪明，但他从来不敢反驳我。”不管布洛伊尔后来变成什么样，在玛蒂尔德·弗洛伊德出生的1887年，他是个慈父般的朋友：他比弗洛伊德大14岁，生活稳定，经验丰富，声誉卓著，无私给予。布洛伊尔借钱给弗洛伊德，给他介绍病人，支持他的雄心壮志，体贴如一个关怀备至的父辈，而弗洛伊德在布洛伊尔家里温情回应。弗洛伊德对“老布吕克”的态度没有太大的不同，其爱戴、崇拜有时在几十年后的回忆文字中仍然熠熠发光、未曾减损：布吕克是有创意的医疗器械设计者，是大胆开拓的化学研究者，是当时自然科学的非同凡响的审美学家和孜孜不倦的宣传者。对弗洛伊德而言，布吕克是“我的老师”，完全就是这个父辈头衔；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权威”以及“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权威”。如果说布洛伊尔宠爱弗洛伊德如同喜欢的孩子，那么布吕克对待他就像一个听话的儿子，弗洛伊德身上严厉的部分正是认同了布吕克。布吕克出现在弗洛伊德著名的“他不曾活过之梦”（Non vixit）[3]中，这个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详细分析过，明白无误暗示了布吕克在弗洛伊德心目中的位置。那个梦的主角你会想起，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对手和同事约瑟夫·帕内思，他在1890年英年早逝，弗洛伊德在梦中以简洁的首字母“P. ”指代。弗洛伊德梦见，他给了“P. ”一个“狠狠的眼神”，“P. ”在凝视之下脸色发白，身形模糊起来。解析显示梦中的他代表布吕克，而“P. ”代表他自己。布吕克有几次发现弗洛伊德晚到学生的实验室，而他是实验示范者。因此一天早上布吕克“在课堂开始的时候，马上出现在那里并且等着我。他切中要点地数落了我一番，但重点不是他的话，那压倒性的感觉来自他直视着我的蓝色眼睛，我就在这种眼神面前融化了”。弗洛伊德总结说：“伟大导师的眼神，在他的年老外表下如此的深邃美丽。如果有人看过他动怒，就会对他面前那个可怜的年轻罪人感到同情。”

沙可，也是弗洛伊德的一个父亲。在巴黎令人兴奋的几个月中，当弗洛伊德有幸可以很好了解沙可时，他的憧憬超越了对一个遥远权威的崇拜，变成了对一个非常值得模仿但似乎不可能与之相当的人物的敬仰。我可以插一句，沙可急切地期盼着弗洛伊德成为精神分析的亚当，精神分析成名不仅因为学科本身，还因为它的许多技术和重大发现。弗洛伊德告诉他的未婚妻，沙可的演讲像宗教经历一样紧紧抓住他：“只经历了几场如同参观圣母院般震撼的演讲，我对完美的感觉有了全然改变”，然后，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赞美沙可教导的巨大裨益：“它是否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我不知道。” 弗洛伊德在沙可家里参加了一个正式聚会，鼓励他的未婚妻要在汉堡和维也纳广而告之，“甚至夸张地说，他吻了我的额头（像李斯特一样）”——对一个伟大父亲的惊人回忆，李斯特在向更伟大的儿子肖邦致敬。有一个复杂的图景需要弗洛伊德式的阐释，他在巴黎逗未婚妻说：他很可能会爱上米勒·沙可，米勒大约二十岁，很自然而且友好，长得和她父亲一模一样：“一个年轻女孩的容貌像一个受人崇敬的男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弗洛伊德无意识愿望的复杂性并不逊于杜拉[4]。

译者注：

3、详见《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5-417页。
4、杜拉与小汉斯、鼠人、史瑞伯、狼人并称弗洛伊德的五大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