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之学妹读经

一字一句读《论语》第277天

原文阅读：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文讲解：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那一定是纠正混乱的名称。”子路说：“什么，您竟然这么想吗？您也太迂阔了吧？这名有什么可纠正的呢？”

        孔子说：“好你个仲由，真粗野！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该先搁置不论吧。混乱的名分不纠正，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那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礼乐就不能重兴。礼乐不能重兴，那刑罚就不能适中。刑罚不能适中，那百姓就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所以，君子关于名分，一定要能够顺当地说明白，能顺当说明白的也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词，力求没有一点儿马虎的地方才算罢了。”

启发思考：

        这一章孔子对子路讲的是“正名”，是非常著名的“名正言顺”观点的来源。孔子和子路师徒俩的争辩经常上演，师生关系在今天看来仍然有情有趣。有时候学生的质疑、反问，反而激活了老师的思维，进而产生独特的思想和创意。这一番经典对话就是典型的案例。

        子路问老师：“假如卫出公等待您帮他主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一定纠正名分，让它符合礼法规则。”

      因为卫出公即位来路不正，孔子直接就说先要“正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子路的急脾气就表现出来了，一连三发炮弹，咄咄逼人，和老师较劲，说：“有您这样的吗？您太不切实际啦！正什么名？怎么正名？”

      在子路的刺激下，孔子一气呵成，对“正名”做出了深刻且逻辑严密的阐释。孔子用顶针的手法，将“名”“言”“事”“礼乐”“刑罚”“民”六粒珍珠，串成一条充满张力的项链，势如破竹，回应了子路的不屑和嘲讽。“民”是为政的最高目的，“事”“礼乐”“刑罚”是为政的关键，“名”“言”是政的手段。这番嘉言，体现了孔子高超的语言艺术、深刻的行政思想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实在是精彩。

      孔子这番宏论，震古烁今，不能名正言顺，个个浑水摸鱼，则一国手足无措，人人都不安全。张居正说，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且，则万事都苟且。若一国上下，万事都扭曲苟且，那还谈什么治国呢？

        “正名”实质上涉及孔子“礼”的思想，只有“名正”，各种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摆正了，才有可能“言顺”，才能往下推动各种政治社会事务，那接下来的事情就自然顺理成章了。但如果“名不正”，开头就错了，后面的事情就几乎无解了。

        对于卫国的现状，孔子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或者，孔子他老人家有什么办法，让姬辄名正言顺呢？显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孔子实际上是拒绝出山，不愿参与。子路也明白，没法往下谈了。

      正名看着只是小事情，但孔子一定把它排在政治的首位。显然孔子认为，名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东西，一旦名不正，尊卑秩序就没了，管理结构就散了。

      正名，辨别名称、名分，使名称与实际事物相符，即名副其实；从语言学上讲，就是能指和所指一致；从政治上看，即符合规则和法度。名实关系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了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与变化，历史出现了新的未知的可能性。

        从孔子的阐释中，学者们也推出另一个层面的理解。正名，不仅是名实之辩，还是言行之辩。因为“名”必以“言”“名”之，而“言”必有“行”与之相对应。因此，正名除了名副其实之外，还有名之所言与实之所行相一致，而不是口是心非、言而无信、言而不行。 

        圣人能够看到这样的问题，才能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普通人见识短浅，只看得到眼前明显的事物，乱子搞大了才想要去收拾，这当然事倍功半。《易经》告诫我们“履霜坚冰至”，当地面上结了薄薄的霜，就该预测到将来会是冰天雪地。

      特别需要警醒借鉴的是，如果事情开头就错了，之后往往怎么做也对不了，花费多少力气也几乎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看见不对的事，一开始就不要参与。     

背景说明：

        子路和孔子的这番对话，不是泛泛而言，而是有着特定的背景。想要重用孔子的这位卫国国君，通常被认为是卫出公，而卫出公的即位恰恰是一桩“名不正”的事情。

        孔子55岁出鲁，第一站来到卫国，其时的国君为卫灵公。卫灵公的儿子蒯聩（kuǎi kuì），因不满卫灵公夫人南子而欲害之，不成出逃。卫灵公很想立自己庶出的儿子子南，但子南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卫灵公亡，蒯聩欲回国继位。卫人拒绝，立其子蒯辄为君，称卫出公。

        万没想到的是，等卫出公即位之后，常年流亡在外的蒯聩，带着外国军队杀了回来，想要和亲生儿子夺权。这种状况，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没有一个符合伦理正当性的解决方案呢？如果蒯聩和卫出公能够有较高的觉悟，以保全父子之义为第一的话，事情当然容易收场，但问题是，这两父子互不相让，不惜兵戎相见。

        在子路和孔子发生上述对话的时候，卫出公即位大约已经9年了，历史遗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孔子看来，这是卫国政治的头等大事。应该怎样正这个名呢？

      《论语》没讲，后人有过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那就是让卫出公悔过自新，哭着去请父亲回国做国君，自己退位当太子。（《论语集释》引《四书翼注》）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卫出公但凡有这点觉悟，当初也不至于和父亲翻脸了。所以，卫国终于也没能重用孔子。

        再简单交代一下后面的故事：蒯聩的姐姐暗中发动政变，蒯聩终于成功夺权，卫出公跑到鲁国避难，子路在政变中被杀。第二年，孔子去世。第三年，赵简子和蒯聩从盟友变成了敌人，赵简子带兵赶跑了蒯聩，卫国人立公子般师为君，但没多久齐国伐卫，抓走了公子般师，改立公子起。公子起还没把位子坐热就被卫国同胞赶跑了，卫出公又回来掌权了。卫出公死后，变乱依旧：出公的叔父赶走了出公的儿子，自立为君。

        卫国的这段历史，真是一笔乱账。在儒家看来，卫出公和蒯聩一开始的“名不正”就是后来一切灾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