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家里有七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我。
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拄着个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奶奶是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由于村里读书识字的人太少，虽然爸爸只上完了小学，但还是被抽调当了村里的会计。
妈妈是家里的主要生产劳力，白天跟着生产队干活，晚上趴在桌子上记工分。
生下弟弟和妹妹后，家里负担更重了。队里分得粮食不够吃，肚饿时，奶奶就一人给我们煮个胡萝卜吃。
土地承包以后，妈妈干活更卖力了，起早贪黑，整整用了四十天，硬生生地一锄一锄锄完了家里分的七亩口粮田。
我和弟弟、妹妹陆续上了学，爸爸从村里调到了公社，工作日益忙碌起来，地里的一切活计都由妈妈负责。
爷爷、奶奶主管家里的日常，奶奶不识字，也不认识钱，家里的日常开销由爷爷掌管。我们想买本和笔时，经常是我们在代销社挑好，爷爷跟在后面，结算钱。
这算是比较好的结果，过程却是，我们一提要买本或笔，爷爷先是坚决不给钱，我们便嚎啕大哭，奶奶在一旁无奈地说：“给买吧，羊毛出在羊身上，躲不掉。”爷爷这才跟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代销社的。
粮食是够吃了，妈妈的体力也透支到了极限，妈妈病了，饭量不减却全身无力，医生说这种病叫神经官能症，能吃不能动。
妈妈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看见邻居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就泪流满面，恨自己只能吃饭不能干活，病情日益加重。
爸爸把妈妈接到公社医院看病去了，家里留下了我们祖孙五人。那年我十岁，弟弟八岁，妹妹只有五岁。
那时，家里烧的是煤火，煤粉和红粘土和在一起做成的。每个星期六，爷爷领着弟弟、妹妹，我推着独轮车，来到村外的红土坡，爷爷用锹给我除多半车，我咬着牙使劲推，弟弟在前面弯着腰用绳子拽着，硬坚持着摇摇晃晃地推回去。爷爷和好，够烧一星期。
那年秋收，村里的学校一放秋假，我们祖孙五人，都来到地里，爷爷、奶奶、妹妹直接把玉米从站着的玉米杆上掰在编织袋里。掰满两袋，我和弟弟推着独轮车送回家里。
我们收了一星期才把玉米收完。又用镰刀把谷穗掐了，装在编织袋，再由我和弟弟运回去，收完了谷子。
剩下的假日，每天拿着镰刀割玉米杆和谷杆，没有了收玉米和谷穗的紧张感，爷爷和奶奶唠着家常，我们姐弟妹边干活边嬉笑打闹，奶奶害怕镰刀伤着妹妹，不时地吆喝我和弟弟。
那年，是我一生最劳累的一年。也是我记忆之中，家里成员之间关系最和睦的一年。我好多的家务活也是在那年跟着奶奶学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