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的是对山的热爱。
助产士的工作改变了我母亲。作为一名有七个孩子的成年女性，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毋庸置疑地成为掌控局面的那个人。在成功为一个婴儿接生后的几天里，有时候，从她某次有力的扭头，或者画得浓重专横的眉毛上，我能察觉到她有了朱迪那样强大的气场。她不再化妆，也不再为没化妆而道歉。
奶奶曾在镇上的农业局上班。成年后的父亲强烈反对女人工作，其观点甚至对我们这种乡间摩门教社区来说都很激进。“女人的位置在家里。”每当看到已婚女性在城里上班，他都会这么说。现在我长大些了，有时会想，父亲对此的强烈抵触是否更多与他母亲有关，而非教条所致。我在想他是否只是希望她当时能待在家里，这样他就不用和坏脾气的爷爷长时间单独相处了。
韦弗家事件发生十四年后，我坐在大学教室里，听一位心理学教授描述一种叫作双相情感障碍的疾病。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精神疾病这回事。我知道人会发疯——有人把死猫套在头上，有人爱上了一根萝卜——但我从未想到，一个人功能健全，头脑清晰，令人信服，却仍可能在哪方面有问题。
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十岁时，我只系统学过一个科目——摩尔斯电码，因为爸爸坚持要我学。他说：“如果电话线路被切断，我们将是山谷里唯一能进行交流的人。”尽管我也不太确定，如果只有我们学了摩尔斯电码，我们去和谁交流呢。
拿着铁锹掩埋时，他吹着《西区故事》里《我感觉真好》的调子。他帽檐向脑后倾斜，一脸灿烂的微笑。“末日来了，我们将是唯一有燃料的人，”他说，“其他所有人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还能开车。我们甚至能开到犹他州去接泰勒。”
我看见他脸色一沉，接着放松下来。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有完美的惩罚方案，”他说，“只需不见她。只要我不见她，她就会痛苦。”他说得没错。他不回她的电话，赛迪感到绝望。因为担心被肖恩发现，她告诉男同学们不要和她同行。当肖恩说不喜欢她的某个朋友，她就不再和那个人见面。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因为别的。这一刻定义了我对那一晚的记忆，以及之后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类似的夜晚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然后我才能坦诚地告诉自己，这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我不明白我的这种正确是多么病态，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掏空了自己。尽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后果所困扰，但我误解了最重要的事实：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
我努力弯得更深，尽可能减轻腕关节的疼痛。“说。”他说。但我在想别的，想着过后的事。再过几个小时，肖恩就会跪在我床边，他将会非常难过。即便现在弓着背，我也知道会是这样。
它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动摇的价值。但现在，当我凝视着肖恩在我的墙上投下的影子，意识到我日渐成熟的身体，意识到它的邪恶，以及我想用它作恶的欲望，那段记忆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突然间，这种价值有了条件，似乎可以被拿走或浪费。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赐予。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我，而是让我变得身份模糊的表面上的约束和仪式。
我静静地站着，被恐惧和怜悯麻痹。那一刻，我恨他，想当着他的面呐喊。我想象他因为我的话和他的自我厌恶而一蹶不振的样子。即便在那时，我也明白事情的真相：肖恩比我更恨他自己。
父亲曾教育我，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合理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其他皆是谎言。我跪在地毯上，听着父亲讲话，又像是仔细端详着一个陌生人，觉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悬在中间。我明白，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同时容纳他们；没有命运能够同时容忍他和她。我将永远、始终做个孩子，否则我会失去他。
这次测验之后，答案似乎很明确：还不够。意识到这一点，我本该憎恨我的成长环境，但我没有。我对父亲的忠诚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这里，在这个明亮喧嚣的地方，被伪装成圣人的异教徒包围着，我坚守着他教导我的每一条真理、每一条教义。医生是堕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我说话时查尔斯静静地坐着，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你的父母没送你去上学，你生他们的气吗？”“这是一个优势！”我几乎是喊叫着说。我的回答出自本能。就像听到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中的一句歌词，马上忍不住接下一句。查尔斯疑惑地看着我，仿佛是要我把那句话和刚刚说的那番话调和一下。“嗯，我很生气，”他说，“即使你没有。”
我什么也没说。除了肖恩，我从没听过任何人批评我的父亲，对此我没法回应。我想告诉查尔斯关于光明会的事，但这些话属于父亲，甚至连我都觉得它们听上去很尴尬，像是事先排练过的。我无法让这些话属于我，为此我感到羞愧。那时的我相信——一部分的我将永远会相信——父亲的话应该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说不清这个称呼给我什么感受。肖恩这样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锁在过去，困在过去的自我中。但这个词并未让我就范，反而将我送往别外。每次他说“嘿，黑鬼，开起吊杆”，或是“给我拿个水平仪，黑鬼”，我就仿佛回到了大学，回到了那间礼堂——我窥见人类的历史并思索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地方。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罗莎·帕克斯、艾米特·提尔和马丁·路德·金的事迹。那个夏天，我看到他们的脸浮现在每一根肖恩焊接的檩条上，于是最后，我终于明白过来一个本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有的人反对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须从某些人那里夺取自由。
我觉得哥哥不是那种人；我想我永远都不会那样看待他。但无论如何，有些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我开始了一段觉醒之路，对哥哥，对父亲，以及对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
在那些在叉车里度过的汗流浃背的炎热的下午，我无法清楚地表述出这些。那时的我还未掌握现在的语言。但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过，现在我笑不出来了。这个词没有变，肖恩说出它的方式也没有变，只是我的耳朵变了。它们听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它们听见的是一个信号，一种穿越时间的召唤，得到的回应是一种越来越坚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许自己在一场我并不理解的冲突中首当其冲。
我不知道他说的“转学”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起身要走，然后不知为何他心软了。“说实话，”他说，“很多同学都跟不上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你看这样如何：期末考试会涵盖本学期的全部内容。我会在课堂上宣布：只要最后考试得满分——不是九十八分，而是一百分——不管期中考试成绩如何，最终成绩都是A。听上去不错吧？”我说好。机会渺茫，但我是擅长抓住机会的女王。我打电话给查尔斯，告诉他我要回爱达荷州过感恩节，我需要一位代数家教。他说他会在巴克峰跟我碰头。
查尔斯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逃进他的吉普车，我好几个小时都没听到他的消息，后来他打电话让我去教堂跟他见面。他不会再来巴克峰。在漆黑空旷的停车场，我们坐在他的吉普车里。他在哭。
不久，我在书桌上发现一本大学心理咨询服务的小册子。我几乎看也没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我是不会去见咨询师的。去见咨询师就意味着寻求帮助，而我相信自己战无不胜。这是一种优雅的骗局，一种精神战术。脚趾没有断，因为它不那么容易折断。只有X光可以证明它是不是断了，所以让我的脚趾断掉的是X光。
第二则日记不会掩盖第一则的文字。两则日记都会保留下来，将我的记忆和他的记忆并置一处。我没有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而进行修改，没有将某一页撕下来，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着该如何理解这次谈话。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议，能让我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使命与个人兴趣并行不悖。但他对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说：“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我申请了这个项目。
“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最后我说。
“这么说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稳稳地站在风里吗？”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我含糊地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把书带回房间，读了整整一夜。我喜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满激情的篇章，但当我读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的一句话，我为之感动：“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主题。”穆勒思考的主题是女性的本质。他声称，许多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被哄骗、劝诱、推搡和挤压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现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赋和抱负。
血液冲进大脑，我感到一股肾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种可能性，一种边界向外扩展之感。就女性的本质而言，没有什么终极答案。在虚空中，在未知的黑暗中，我从未感到如此安慰。它似乎在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都是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