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北京，枫叶红了，银杏黄了，大地裹上了秋装。美好的景色、舒适宜人的温度让人眷恋这秋天。可今年一进入十月，我的心就变得忧郁起来，好像是浸在冬日的残阳如血里。这悲伤难过如泣如诉，总在不经意间造访，我明白，内心是在思念一个故去的亲人。

十月十二日是姨奶奶故去一周年。

去年秋天，那个突发的变故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把人照的很暖，我在上一个五十人左右的大课，备战即将到来的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本来内容无趣，老师又照本宣科，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不让自己昏沉的睡去。突然间，收到一条微信，来自姨奶奶的女儿，我的阿姨，信息简短，可我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反复看了好几遍。由于姨奶奶病重，阿姨希望我可以抽空过去看望。阿姨很贴心，家里很多事情都是她主动联系我。我的心瞬间五味杂陈。先是像滑进了万丈的深渊，深渊下是巨大的未知的恐惧，我知道如果医生没有下病危通知书，微信的措辞也不会是这样。恐惧过后，是庞大的内疚来袭，上一次我去家里看望姨奶奶是很久以前了，久到我都不能回忆起来。这一年间，我一直以为她身体硬朗，我一直以为她在安享晚年，可是现在她将不久于人世，我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生病。作为晚辈，这片时间的空白和关心照顾的空白，让我不知如何自处。最后才是伤心，姨奶奶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人，她的整个家庭都很照顾我，但只有她与我有共同的故乡，这份联接很难替代。

慌乱间，枯燥的讲课也结束了，我匆忙整理书包离场，过程中大脑一片空白。走到楼下，一瞬间，我甚至不知道要走去哪里。一个老同学打电话约我去吃火锅，我说家里有事，不能赴约，努力整理思绪，我清晰了回家的路程。可是我哪天去看姨奶奶呢？我完全不能等，我当即决定回家收拾下即刻就去。一边跟阿姨确认了晚上去看望是否合适，一边约上弟弟，安排他也做些准备。从南三环的教室回到东四环的家，又来到西四环的空军总医院，已将近晚上八点。医院很大，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住院楼，进入病房，非常安静，阿姨已经在等待我们的到来。病床上姨奶奶已经睡着，她的面庞有一些浮肿、有很多疲惫，手臂上、鼻孔里都插着管子。把她叫醒后，她看到我还是很开心，但说起话来好吃力，说不想让我麻烦跑过来，言语中对我没有任何责备。我简单说了自己的近况，又介绍了我的弟弟，时间太晚，我们沟通的时间很短。在楼道里，阿姨告诉我，姨奶奶得的是胰腺癌，已经医治了半年多。经过化疗，本来已经得到控制，可是最近又突发状况住院，谁也没有料到，她这次大约是不能回家了。

那天晚上的聊天看上去相当轻松，也许这就是所谓成熟的成人间的沟通。我不能把我的恐惧内疚伤心都和盘托出，阿姨也是用平静的口吻陈述春节以后病情的发现、治疗、住院、出院、再次住院这些过程。由于太久没见，我们还聊了一些各自的生活。可是我知道这不是事情的全部。

一定有很多眼泪，在病情确诊的时候、在术前签知情同意书的时候、在看着老人身体插满了管子的时候，在她痛苦呻吟的时候，在看着她的身体一点点瘦弱、又因为治疗慢慢浮肿的时候，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从精神矍铄忽然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在离开医院独自一人、担心未来的时候。人人向往诗和远方，但人生总免不了苟且，医院就是充满让人无奈的苟且的地方。而我，作为姨奶奶的孙女，错过了近乎所有的情节，在一个几乎确定的终点才出现，我能做的已经太少。

第二个周末，我又去医院看她。赶去医院的地铁上，我就像一条随时可以拧出水的湿毛巾，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在离医院越来越近的时候竟真的流出泪来。我匆忙去擦，怕被路人看出我的可怜。这次陪床的是姨奶奶的大儿子，我的叔叔，他本在拉萨工作，专程过来。看着病床上睡着的姨奶奶，我跟叔叔聊着聊着，眼泪又流了出来。叔叔于我而言很特殊，他是我来北京见到的第一个亲人，加上他稳重的气质和过人的智慧，我打心眼里敬重他、信赖他。在他面前不愿意去伪装自己的情感，可以放松的流露。没过几分钟，由于话题的转变，我一边说话，好像一边笑了出来。我已不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但叔叔的表情大约是有些异样，他一定惊异于我变化的太快，瞬间从悲伤变得喜悦。我很想告诉他，我的眼泪是真的，我的笑容也不是伪装，也许我太善于隔离自己的内心，也许我本就矛盾。

后来姨奶奶醒了，这次见她是白天，我更清楚的看到了她的虚弱。不能进食，全身都不能动弹，翻个身也要靠别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输液，小便要坐到专用座椅上，过程需要两个人驾起来，抬起的过程中，我听到她用尽全身力气喊到：“孩子们，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呢？” 没有人回答，但我大约永远不会忘记。

关于癌症的治疗，我以往看过一些资料。在最先进的西医治疗理念中，癌症是慢性病，不是绝症。癌症的种类很多，其中许多是可以临床治愈的，完全不用谈癌色变，但癌症晚期和高龄老人患癌是医生也无能为力的。如果姨奶奶的治疗方案我可以参与，我会建议放弃这种降低生活质量的治疗。她从小离家，一生操劳，养育五个儿女，幸而孩子们长大后拼搏努力、生活美满、孝顺老人，她与爱人也相扶相伴到了耄耋之年。让这样的生命，面对这样的痛苦，太过残忍，即便命运要结束她在人世间的旅程，也一定不会残忍的只留出一条充满痛、孤独的、冰冷的路。她是那么在意尊严。

我能做的确实不多，但至少还有祈祷。在去年十一七天禅修期间，安排早课修习慈心禅。这大约是我与她老人家生命最后阶段里唯一的联结了，在太阳升起前我已在内心无数次默念，愿病床上的姨奶奶减少痛苦，获得更多的平和安宁。我不知道，禅修院里我祈祷的声音，几十公里外的她，能感应到吗？

回来没多久，我收到了姨奶奶过世的消息。她终于走了。我想她早就厌倦了无休止的插管、输液、被抬来抬去，但她一定留有许多遗憾，因为生活本平静，这浩劫来的太突然。后来听阿姨说，她老人家曾谈起有些美食以前不舍得吃，在病床上想起已为时已晚。姨奶奶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她被修饰好妆容，安详的躺在告别厅的中间，到场的十几个家人排成一队，注目送别。阿姨扶着雷爷爷走在最前面，经过姨奶奶身边的时候，他们俩人都已泣不成声。我跑去扶着阿姨，想要给她一些支持，把他们送到旁边的休息室，又跑回来加入队伍的最后，匆匆的完成这最后一面。

丧葬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生意。前往八宝山、火化、取骨灰、送骨灰、选临时墓地一整套流程，最后折磨着家族里每个人的神经，还碰到一个随意加价的办事人员，让人痛恨。火化的过程等待了挺长时间，因为人太多，处处要排队。最后终于被通知，可以取出火化完毕的骨灰。我眼看着姨奶奶的骨灰被放到骨灰盒里，由于一开始不能完全放进去，还被压了一压。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动作，但于亲人而言，却是很难接受，生命已归于尘土，就可以随意处置了吗？

结束后，大家回到市里，一起吃午饭，席间有人安慰说，姨奶奶已经八十多的高寿，按传统算是喜丧。我内心不同意，至少最后两次见面的场景让我觉得，她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离开。我记得那天是用很小的杯子喝酒，我也完全没有贪杯，却很快就醉了，叔叔看我已经昏沉，安排我在旁边的沙发休息。我躺下后，神经才算放松一些，可又偷偷的流眼泪，就这样结束了，姨奶奶就这样真的走了。

我本来非常担心雷爷爷以后如何独自面对生活，好在他的子女孝顺周全，安排了保姆在身边，几次去看望，他吃饭作息都还算正常。我惊讶的发现，姨奶奶以独特的方式留在这个家庭，家里保留了一个卧室，她生前的服装、用品被安放在原地，在遗像前，放有好几张纸条，写满了过来怀念她的家人写下的悼念。我想，她在天有灵，是可以安息的。

转眼间，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姨奶奶是我奶奶的表姐，家里没有男丁，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供养家庭，她十几岁就加入部队，离开了老家。在外漂泊期间她结婚生子，随部队辗转青岛、成都几地生活，后来也曾几次回乡探望，尤其是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思乡心切，她与老公，儿子一起再次寻根，把和老家原来断了的联系又再次连接起来，那次我在外地读大学，全家人唯独没有见到我。

我来到北京之后，身处成都的她专程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给予我照顾，那时我们还未曾谋面。后来由于汶川地震的发生，子女们不放心二老独自身居一隅，安排他们来到北京生活，于是我才与她有机会见面，相识。一见如故，我与姨奶奶感觉很亲，胜于老家的奶奶，也许因为我们同样在外漂泊，彼此感同身受吧。这些年来，当我偶尔妄自菲薄、感觉看不清前路时，也曾想姨奶奶自小离开故土、独自闯荡，唯独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到了老年，老伴一直守在身边，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子女们个个是她的骄傲。这几十年她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必定不少，但她都挺过来了。我感慨人生的路是一步一步走来的，不觉内心就会生出许多力量来。写到这，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又浮于我的脑海。我会用未来更坚定的脚步作为对她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