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儿在北（曾用名：子曰花开）
欢度元宵过后，我们常说的“年”也真的过完了，但过年发生的点点滴滴却会单曲循环，一年一年永不过时。
比如春节返乡话题，节前就有盛行网络的段子：
北京各大部委格子间里的小李、小张、小王、小赵、小钱挤上火车，回到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李处、张主任、王局长、赵厅长……与此同时，上海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秀兰、大强、二饼、狗剩。
简单一个段子，寥寥数语，幽默调侃，却又一针见血地勾勒出城乡差异、文化反差和身份鸿沟，初识令人忍俊不禁，细品之下又别有一番滋味。只能对段子手说，解构得漂亮！
不得不说，如果某一事件或话题被编成段子，也就意味着它已进入公共舆论领域，颇有大众媒体议程设置之效，引领舆论风潮，并在微博、朋友圈和街头巷尾之间不断裂变，成为文字爆款。
单就这个段子而言，虽然我不是小李或Mary，但是过年回家，从北京返回乡村，身份的转换，价值观念的转变，还是值得一书的。
1、你连这个也不晓哩？
回到家，我就告别了熬夜加班、勾心斗角，开启休假模式，但有些习惯已经适应不了的。
过年嘛，就是迎来送往、鞭炮齐鸣、吃吃喝喝、亲戚攀比的放纵时间，我在家最常做的就是做饭，吃饭，收拾，陪聊，然后再循环一遍。
凭什么做饭都是我来呀，招待亲戚还不让我上桌？我回家是想补眠的，不想吃饭更不想做饭啊！即使抗议，也被父上大人打回来，母上大人有时还会体贴一下，但是看着母上大人一个人忙碌怪不忍心的，所以咬牙也要做饭。
咬牙坚持的，还有应付亲戚。
“XX（我的小名，土的不好意思说），还记着我不，我是谁啊？”我爸爸这边的亲戚人丁兴旺，好些人来家串门都会来这么一句。问题是我都离家十多年了，亲戚中人口变动多，再加上岁月这把杀猪刀的刻画，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
“呵呵……”我只能尴尬地求助爸妈，他们就会替我解围，“这是你二堂叔家的三小子，XX年XX时候还来过咱家呢！”
这时候，有人就会说“你不认识啊，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然后，就开始“怎么还没结婚”“每月工资多少”这些春节标配问题的交流时间了。他们也未必就真关心我，也许只是挑起话题聊起来，那我也只好假凤虚凰地扮演起自己的角色，为春节和睦一家人戏码努力加油。
2、说是在北京，其实也就是谋生
过年，我和小杨一起去找小琴串门，小琴已经嫁人，刚生完孩子，去的时候，小琴正在用奶瓶给4个月大的婴儿喂奶，并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吃瓜子。她家也有串门的亲戚在，刚聊的话题，是XXX和同村的几个小媳妇年后要去日本打工了，年薪大概有10万人民币，孩子留给他奶奶带。大家于是聊起来，捎带着问起我和小杨的情况。当得知我们跟小琴都在北京工作时，一位身材胖胖的妇女说，“现在的小孩就是不一样，都上城里挣大钱去了！”
呃，我一愣神，小琴已经开始感叹了：“挣什么大钱，还不如XXX去日本打工挣的多呢！说是在北京，其实也就是谋生，买不起房，养不起孩子……”
人生就是这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小琴的话或许正是是大部分80后北漂的心声，我们有的只是工作地点“北京”这个限定标签，连面子都称不上，里子更薄了，只是勉强糊口，收入甚至无法跟常年打工的村里人相比，光生存就耗尽心力，何来显摆之心？
村里人会觉得在大城市工作很了不起吗？未必。我刚毕业的时候，每月工资都没我爸做建筑工挣的多。况且，现在村里出国打工的人有很多，常去非洲、迪拜、韩国和日本，一年十几万，不会欠薪。而最重要的，他们还有家可回。
3、早回来了，北京不要我了
假期总是太短。我返程那天，父上大人找小斌开车送我去高铁站。开车路上，我们闲聊起来，“你现在北京哪儿住啊？”
“啊，我都回来大半年了。”小斌嘻嘻哈哈地回答。
我一惊，“为什么呀这是？我记得去年还坐你爸的车回北京来着，那时候说你还在北京开车呢。”
“早回来了，北京不要我了呗！”
“那你现在干什么活儿呢？”
“在家看孩子，有活儿就出车。”
小斌一直以调侃的语气来聊天的，也许是因为太年轻，对未来还有信心；也许是心宽，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谈话虽短，但那句“北京不要我了呗”还是深深刺痛了我，有种物伤其类的体悟。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北京不要我了”？是不是有一天，我也要面临这样的抉择？如果进城的路这么难，为什么那么人还在前仆后继地涌入？进城的前提是，你要有门手艺或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不仅是城市是否接纳你的问题，而是你能否让城市接纳你的问题。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越写越伤感，还是结尾吧。
年复一年，有人“过年回家”，有人“回家过年”，在这个过程中，有种印象一直在加深——“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家乡太近，两小时火车就到；家乡太远，有些隔膜深切地存在，再也回不去了。
文/花儿在北（曾用名：子曰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