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顿丘（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不置可否，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求贤令，说“宾客群臣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强盛，寡人将给他重要的官位，与他分治国土。”于是，商鞅应令来秦，三见秦孝公。前两次谈“帝道”“王道”，孝公听得打瞌睡；第三次讲“霸道”——富国强兵、称霸诸侯之术，孝公膝盖不知不觉移到坐席前沿，连谈数日不倦。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进行变法，又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商鞅说：“疑惑不决就无法取得成功。圣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照老办法做，如果对民有利，就不必遵循旧礼。”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商鞅担心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新法无法顺利实施 ，命人在国都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 ，张贴告示，承诺将木头搬至北门者赏十金，因无人响应，又增至五十金。一名百姓尝试搬运，商鞅当即兑现承诺，如数发放赏金 。此举震惊秦国上下，百姓确信官府言出必行，为新法的颁布奠定了信任基础 。成语“徙木立信”即源于此。
公元前356，商鞅第一次变法。核心制度包括：什伍连坐（互相告奸）、军功授爵（二十等爵，杀敌越多赏赐越高）、奖励耕织（增产者免徭役，怠惰者没为官奴）、焚烧《诗》《书》以禁游说。太子驷违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令的实行必须从贵戚开始”，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治罪，从此，“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第二次变法（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今咸阳市窑店镇一带）。商鞅推行了一系列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制度：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设县制，全国三十一县，县令由国君任免；统一度量衡；革除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公子虔违犯新法，商鞅将他处以劓刑，就是割去鼻子。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连周显王也将祭肉送给孝公，诸侯都向秦孝公表示祝贺。秦孝公封商鞅为大良造，又把商、於之地（今陕西商县东南）15个邑封给商鞅作食邑，称其为商君。
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孝公去世，惠文王驷即位，他的师傅公子虔曾经受到商鞅的严厉惩罚，于是诬告商鞅谋反。商鞅仓皇出逃，当来到边境的关口上时，想到旅店留住一宿，旅店主人向他索要证件。商鞅不便交出证件，旅店主人便毫不客气地说：“商君有令，让没有证件的人留宿，店主是要连带判罪的。”走出旅店大门，商鞅喟然叹息说：“唉，没想到我推行的法制的弊端竟是如此严重啊！”商鞅又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曾经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不愿收留他，并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在封地商邑被秦军打败，遭车裂而死，全家诛灭。
商鞅虽死，改革新法却没有被废弃。汉代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1912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在校期间，19岁的他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煞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之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曒舌而讥矣。乌呼！吾欲无言。”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商鞅变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写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笺纸上的文章是现存毛泽东最早的文字手稿，题下清晰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字。国文老师柳潜对这篇作文给予高度称赞：“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并写有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之文字”，还将这篇文章批给学生们“传观”。
关于国文老师柳潜，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及此事，“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