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极有营养的书籍，算不上传记，算不上史书，却让我知道了另一种历史。佩服作者的学识渊博，凡涉书中论述，抽茧剥丝，一层层，精细缜密，不可谓不学富五车，也能看出作者对写这本书的用心。
我看到的历史不再是一件件事情按年份的堆积，而是一个年代之中人们的生活细节、场景，诸如种种。作者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正是这一个个细节、言语，表述出了当时人们的无奈，或改革不成功，或阴阳调和不成，总之，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平常的年份，被历史车轮无情压过，却也是一个失败的年份，因为它的一成不变，因为所有人的一成不变。
一个国家，依赖文官、依赖道德来治理，出发点是好的，但当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弊端无情显露。文官赖于学说对行为不良之人提出感化，然这一体制下，罪大恶极之人又是如何处置则又欠妥，诸如海瑞这一历史闻名清关，他的处置之上，也是从感情出发，而非从实际，如此，这个社会便有些脱节了，换句话说，这一社会在朝向唯心主义发展。
社会发展如何，并不是没有人感知到，可悲的是，没有人能组织这一发展，没有人能改变这一现状。万历皇帝已然失败，他与文官集团，或者说他与当时的社会最大的斗争是立储这一事件。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万历不想立当时长子为太子，更中意于三皇子，然而这一事件并不能依附于皇帝的意愿而决定，文官以四书五经、道德伦理胁迫万历屈从立长，这一斗争经过十年终于以万历皇帝的屈从为句号。皇帝，这个被冠以集权力于一身之人，终究要臣服于自己的官员。作者说，文官集团不需要一个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的皇帝，而是一个一成不变、规规矩矩的圣上。
无疑，当时的年代，赖于道德治国是错误的，法治缺乏，改革创新不被允许。张居正是最有可能改革的一个官员，他是皇帝的老师，皇帝依赖于他，他权力极大，但他的身份走之顶点依旧是一个官员，并没有向皇帝般被赋予神秘色彩，他的改革终究是不成功的。原因有二，其一，他只是一个高官，和皇帝下令终究是不同的。其二，他的改革办法，衡量标准太过单一，地方实施有难度，推行不理想。从他本身而言，他并没有严于律己，相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行一些灰暗之事，但这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好官，他的错误或许在于“张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这是他死后被清算的一大原因。
总之，最有可能改变这一历史走向的两个人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之后，也有些人，像申时行、戚继光，恰恰是看懂了当时的朝廷之势，看清了朝堂走向，在能被允许的范围内，调和官员争斗、击退倭寇，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代终究是是悲剧的年代，一个时代以农业为主，不思进取，排斥任何的改革、创新，也是必将失败的一个时代。这种悲剧不在于看到这个时代走向的悲伤，更在于一种无可奈何，能改变否，不能，何其哀哉！
这本书中写到申时行的官场哲学，注重调和“阴、阳”，对这一点我自身也有些许感触，阴、阳，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适用的。从自身而言，阴为心中私欲，阳为奉行的道德伦理。如何阴阳调和是一门学问，很多情况下，我们能否用阳调和阴是一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重大考证。
私心是无法避免的，古今中外，名人学者，做事无不出于私心，并没有什么人能避免，不过随着学识、修为的增加，这种“阴”越来越少，甚至没有，那就被奉为圣人了，诸如孔孟。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认为是达不到这一种境界，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调节阴阳呢？我认为，阴阳的调和关键在于坚持原则，修改细节。
为人处世之中，圆滑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过于直白并不能带给你什么好的名声，这有涉及说话的艺术，但凡此种种在我看来皆是细节，能改变，但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也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例如，你对别人的表扬，或穿衣打扮，当有人问及时，你不能简单的以难看、好看做评判，更具体点说，你不能直接说难看，而应说更加婉转的词汇，来加深你们之间的友情。而大是大非，则是遇事是否能做出正确决断，能否给陷入迷途的好友当头一棒，像前几日，澳大利亚适逢大火，当地官员竟去旅游度假，这是何等不负责任，这也是是非面前的错误抉择，换言之，阴阳不能合理调和的结果。以上就是我所说的坚持原则，修改细节。
评价一个人如何，这规则同样适用。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一个人很好，是因为他说话好听，不断恭维与你，这便是“阴”，但究其根本，看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则要看“阳”，看他做事到底如何，对你答应的事是否放于心上，或者说，如若你有所求，他到底会如何处理。
然而这个规则有时作为评价准则又过于单一，例如汉太祖刘邦，他的才能为世间公认，毛泽东也曾评价刘邦“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可见其才能非寻常能比。究其一生，在谋求皇位之时，或者说初登帝位之时，所作所为并不能说光明磊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评价刘邦就不能单纯的用“阴”或者“阳”来对其进行衡量，只能说，刘邦的一生中，才能卓越，然一生非真君子也！
回到我们自身，我们并没有刘邦那种雄心壮志，追求至高无上帝位，但细微琐事中，能否坚持阴阳调和相适中也是一门功课，总而言之，坚持原则，修改细节，力求一生成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