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如何消除贫穷仍是全人类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注意到，2020年咱们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脱贫攻坚，而一贯关注商业效益的好莱坞今年也放弃语言文化的偏见，将最佳国际影片的桂冠许给反应贫富差距问题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足以说明：解决贫穷问题已是刻不容缓的全球共识。
《寄生虫》描述的是贫富的两个家庭如何共生的场景。在资源和禀赋差异巨大的人类社会中，寄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应该说，贫富之间本为互相寄生，彼此相处和谐，系统长治久安。可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在于其自身的不断更新迭代，时刻造就出新的权贵，同时产生新的穷人。当贫穷的端口出现重大故障短时间无法恢复时，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无可避免的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寄生虫》正是描写了两个贫穷家庭在争夺目标宿主朴社长一家时发生的悲剧。
该片两点的亮点在于制造了两个尖锐的矛盾焦点。
其一，穷人面对切身利益时，非但没有同情，甚至会以身试法，十恶不赦。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两个赤贫家庭可以无限亲近的分享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但绝不会在一桶黄油面前因为感同身受而拒绝适用丛林法则，所以影片中金基泽生囚、忠淑硬踹、基宇石砸文光夫妇的情节，看似偶然但又合理，生存危机撕扯掉的只是裹在道德身上最后一层遮羞布。
无论走到地球哪一个角落，这一系列行为都足以构成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啊，但谁能想象急于摆脱赤贫状态的群体暴力行为竟会如此严重？我们是不是该深入思考如何避免赤贫状态衣不蔽体的尴尬和极端行为？
其二，貌似无辜的富人群体最终并不会在贫贫争斗中独善其身，安然无恙。
生态系统的任何一点破坏必然带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的蝴蝶效应。本片昭示：赤贫的存在，不仅导致穷人之间的倾轧，也会导致富人的颠覆。原因在于贫者之间的争斗并无胜者，生存下来的贫者仍然仰富人鼻息，丝毫不会摆脱阶层、命运、抑或是气味的束缚，更不可能赢得富人的理解与尊重。
影片中忠淑（妈妈）说，“富人不是有钱却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
有钱和善良到底是并列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在现实世界中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有钱又善良的人士不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情况是，富裕一点的会毫无廉耻的占有穷人的时间，甚至肆意践踏穷人的尊严。成名后的小岳岳坦言人生中最不能原谅的一个人是曾经难为他的食客。为富者尚且不仁，还能期待广大中产对贫穷阶层施以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么？
因此，毫无疑问，在日益两极化的社会当中，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首要矛盾是贫穷阶层的普遍仇富心理，无可避免的带来阶层间的对立冲突，甚至社会阶层间的彻底决裂。所以，即使在该片中贫富两家本无明显矛盾的场景下，最后还居然出现了金基泽突然向毫无冤仇的雇主朴社长行凶杀人的一幕，貌似突兀，但却细思极恐。贫富差距的尖锐对立，岂是表面的和谐所能掩盖？
金基泽（爸爸）说，“钱就像慰斗,把一切都熨平了。”诚然，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金钱真的能熨平很多生活的褶皱。但如果是一件毫无憧憬的破衣烂衫，那可不是熨斗能解决的问题了。
因此，我们看到，贫富相安的状态一旦被打破，造成的结果有多恐怖。让心有余悸的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消除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是多么多么多么重要。
我们是不是要果断、持续、认真地检索下自己的机制，更新下自己的系统，升级下自己的技术，完善下自己的能力呢？
此外，我们需要思考，是不是消除了过度贫困，就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呢？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看看美国媒体的想法吧，他们认为本片导演奉俊昊的成功之处在于“拍出了美国也深刻存在但好莱坞没能呈现的东西。”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获知该片获得大奖后，激动地宣称：“今后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并放心大胆制作电影的环境。”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
从法理上说，自由激励创新，秩序保护财产，但请在发展自由和维持秩序的同时，万万不要挤压正义的生存空间，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
从观影的角度来说，我们期待更多的“药神”影片走入影院。因为我们需要认知和良知，探索正确的方法，以冀不变中应万变，和谐中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