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9日，我们在圆满完成培训任务后，顺利地回到了内蒙兵团六师战勤连。
一到连队，就听到一个让我上火的消息，那帮起外号专家给我们连部班的所有人员都起了个外号，还凑在一块儿编成了顺口溜。基本上就是拿人的生理找乐，让人听着不舒服。
3个男同胞的外号分别是“鼻子、梆子、大锅盖”。会计长兵的鼻子大，以前就有人叫他“大鼻子”。通讯员大许后脑勺偏大，给他起的外号是“大梆子”。平时人们都叫我“大国”，这下好了，他们为了与女同胞的那句押韵，未经授权就给我改成“大锅盖”了。
以前他们给别人起的外号，咱也叫过，凭什么就不让人家叫咱呢？想到这儿，心理也就平衡了。
还听说，有人探家归队时，拿了别人遗失在班车上的提包，并“大方”地拿出包里的食品请客。不料失主在班车司机帮助下，很快就找上门来，让这位战友大丢颜面。
还听说，我们到保定培训的人刚走不久，就出了“夜审小白”的事儿。
小白是天津汉沽知青。她个子不高，两只眼睛的间距比一般人稍大一点儿，和男生交往不多，不怎么爱抛头露面。
可有女生透露，其实她很爱耍活宝，经常故意冒傻气，逗人们开心，是班里的开心果。有一次，班里的人夸她唱戏唱得好，她来了情绪，披上个白床单，就在土炕上唱起了“小常宝”，还边唱边表，把大伙逗得笑成一团。
不过后来她终于成了连里的名人，因为她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在探家途中顺便搞了个对象，而这个对象不是知青，而是大石寨的当地人。这样草率冒失的行为当然得不到连里的支持，但她不管别人的议论，也不在乎连里调查，坚持与那个大石寨的人保持联系。
不知那个男人长得如何，是否英俊如白马王子，反正小白搞了这个对象之后眼光高了，与女生们议论起连里的男生时多有不屑。
一次，女生们议论起了天津知青大田，小白又发高论，说大田眼睛小，应该归入“困难户”。
大田，大高个，幽默诙谐，父亲还是科级干部，说起来条件也不错啊！可小白不看家庭看本人，看本人又重在看“心灵窗口”，愣把大田打入“另册”归入“困难户”，因为大田确实属于“小眼聚光”一族。
不知哪位女生“里通”男生，将此事传了出来。大田听后，勃然大怒，决定伺机找小白算账。
师里放映电影时连里没人，大田认为机会到了，让大邱将小白叫到8班小屋，像审犯人似地审问她：“你说，谁是困难户？”并威胁道：“不说，就打断你一条腿。”
小白吓坏了，随即就向连里告了状。大田非但没有打了别人的腿，反而被郑连长狠狠地剋了一顿，还被郑连长在全连大会上点名。
后来人们给我们讲时，已是经过演绎的版本，硬把大邱换成是山东知青大姜，还用山东话说那句：“你说，谁是困难户？不说，打断你一条腿。”听上去就更有喜剧效果了。
内蒙兵团本没有山东知青，大姜是通过其在师部机关工作的叔叔来兵团的。他年纪小，山东口音又特重，人们就总爱学他说话逗他玩儿。他那个“黑桃八”的外号，也是因为打扑克时用山东话高叫“黑桃八”，才落下的。
此事不久，小白就去找她的白马王子结婚，离开了兵团，再也不用担心被打断腿了。
我们回到连里时，连里正在开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活动。
我对这类的事儿特别敏感，因为我是报道员，有写稿子的使命感。
我赶紧查报纸，找资料，以尽快进入情况。我很快就弄清楚，原来是有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导演，打着拍摄中国真实情况的旗号，拍了一部歪曲事实的反华电影。这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放着中国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不拍，专门鸡蛋里头挑骨头，拍摄阴暗面，丑化我们的伟大祖国，诽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伟大的中国人民。
由于这部影片是在西方国家放映的，我没有看到，所以只能根据报纸上提供的情况进行批判。所写稿子的内容大部分我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批判了安东尼奥尼恶毒攻击样板戏的罪行。因为有报纸揭露，电影中响起样板戏《龙江颂》中江水英“抬起头，挺胸膛，高瞻远瞩向前方”的唱段时，电影中演的竟然是猪在摇头。
回到连里后还发现，兵团还在批判“王亚卓”。
开始以为“王亚卓”是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敢情是三个人，他们都是十九团政治处的。他们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反对“师道尊严”，很不以为然，就从每个人的名字中取了一个字，凑了个“王亚卓”，给北京市那个叫黄帅的小学生写了封信，予以规劝。
没想到那个小学生竟然在《人民日报》上给他们回了一封公开信，对他们的观点一一驳斥。更要命的是《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说这反映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一下子把他们打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们成了全国人民批判的对象。
兵团是这个事件的当事单位，当然更得加大火力批判了。
后来还听说，“王亚卓”当中，有一位还是我们保定的知青呢。
由于写批判稿的需要，我把连部的旧报纸翻了个遍。除了找到需要资料，还有个意外收获，就是发现了诗人张永枚写的诗报告《西沙之战》。
还在保定学习的时候我就听说，中国海军在西沙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收复了被南越（当时越南还没有统一，南越是美国支持的政权）侵占的岛屿。我很想知道战斗的经过，可一直没有看到相关报道。
而张永枚的诗报告，用诗歌的形式介绍了此次战斗，虽然感觉像雾里看花，但总算知道了一些“军事秘密”。
用诗歌来写通讯，报道新闻事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知它是否是首创，反正我感觉很新奇，就把它保存起来，准备适当时机模仿它也写个“诗报告”。
我回兵团之前买了两本字帖，还没有临摹过，心里痒痒，一回到兵团，就摆在连部的桌子上研究起来。
大概在回到连队不久，我买了一台红灯牌半导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讲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关心国家大事是对革命青年的基本要求。可六师处于草原深处，报纸很难及时送到，从报上看到的新闻多是旧闻。要想及时听到中央的声音，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可草原上广播信号非常不好，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一般什么都听不到，我来兵团时带的那台收音机到了草原就成了哑巴。那台收音机是我自己装的，四管来复式，本来能听好多的台，音量也很大。可到了兵团只能听到电流的声音，好不容易找到个台，声音也小的像蚊子叫。无奈，探家时又把它带了回去。
我有听广播的习惯，听不着很别扭，就暗下决心自己攒钱买一台质量好的收音机。听说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红灯牌收音机是国内名牌，就瞄上了它。一打听还真贵，好的得百八十元。不过好饭不怕晚，我可以慢慢攒。一连几年省吃俭用，我还真攒下了几个钱儿。
一天，我去52团的乌拉盖供销社买日用品，意外发现那儿就有红灯牌的半导体收音机，七管三波段，便携式，黑色的塑料壳，金色的喇叭罩，棕色的皮套，还配了长长的背带，非常漂亮。我让售货员给我试了试，灵敏度很高，有许多台，音质也好，音量也大。一问价钱，是98元。贵是贵了点儿，可感觉着值。
我没有犹豫，立即回去拿钱买了一台。由于是自己攒钱买的，感觉比父母给买的手表还金贵，拿着当宝贝似的，只要有空儿就要打开欣赏一番。
除了听新闻，我还爱听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曾跟着它学了不少新歌。
（除战友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