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四月的第一周，杭州城里的好时节；获得教育部审批的西湖大学云谷校区正式动土。
和风细雨的春日，民众沸腾的情感似乎比七月的骄阳还要火辣。因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依旧满怀期待。
施一公，这位荣誉加身的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在谈及学校的未来时也难掩兴奋之情。
看着眼前这位西湖大学的筹建发起人，我的记忆也一下子回到了八年前。
二零零九年，九月的深圳，迎面而来的仍是湿热难当的气息。
南都公众论坛上，一位过花甲之年的老人正精神矍铄地讲述着一所新型大学的未来：
我们要将南科大建成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的大学。
看着新闻的转播，尽管身处夏日余温尚存的江南，我竟也感到了一阵酣畅淋漓。
时光一年年逝去，从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到一名小学老师，身临其境的教学也让我更多了一份切身的感受。
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学生能力评价机制的不健全；教育的功利化趋向。
我也渐渐知道了从各层面去认清原因，抽丝剥茧后却发现仍然举步维艰。
透过新闻一直关注的南科大，二零一四年的九月一日迎来了新生的开学典礼。
这一天也是朱清时校长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天。
“五年的时间很短，我们的教改刚刚起步，困难和不足还很多。”
在寄希望于未来的学子时，他简短地总结了南科大的这五年。
在随后的媒体报导中，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只想安安静静地卸任。
如今再次打开南科大的新闻，人们讨论最多的便是现任陈校长说过数次的一句话：
首先我们是一所普通的大学；其次我们才是南科大。
心怀希望便自然少不了失落；就像儿时心中的英雄倏忽一下垂垂老矣。
面对着他浑身解数使尽却终不能力挽狂澜，我们心有不甘却又无能无力。
于是乎民国的教育便总会成为挂在我们嘴边，铭记在我们心里的怀念：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华园；汇聚后世大家风范的西南联大......
“为什么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面对钱学森之问，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心底的答案。
但不谋而合、毋庸置疑的却是民国有一群为教育奔走呼告的先生们。
他们是小学教员抑或是大学教授；他们是学术大家又或是书本后的无名英雄。
可是每一个他们都无时无刻不以其人格、以其知识教诲着学生，传承着文化。
“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他是为教育呕心沥血四十年的马相伯。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他是知行合一的陶行知。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他是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
如果说颠沛流离、战火纷飞的民国为何总让人提起，民国的教育总让人怀念的话。
我想那是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的厚积而薄发。
是他们书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风骨与风度。
那是教育里为师者的模样：不求苟全性命，只为民族之传承的言传身教、处世立身。
四月的清风徐徐而来，苏堤上的垂柳依依细语。
那一泓西湖水在晨曦的暮霭下让时光也变得静谧。
西子湖畔的这所民办性质大学在科研上力争五年后成为亚洲一流；十五年后成为世界一流。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现今时代，建造一座世界第一的大楼也许五年都用不了。
可任何一座世界性大学的内核从来都不是高耸的楼群。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的朴素话语无不是对大学灵魂的完美解读。
“一个大学的文化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
“西湖大学的文化一样会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定不会一蹴而就。”
媒体的聚光灯下施校长这般说道。
我们翘首以待未来西湖大学在科研取得世界性的成就时，也能持重而沉着地走好人文教育的每一步。
因为步子迈得太大，容易踉跄，也容易摔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