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隐藏在日常忙碌下的焦虑渐渐浮出了水面，日愈明显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敏锐的综艺节目和影视作品，早已捕捉到这类趋势，近期稳坐收视高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和《三十而已》都抓住了“三十岁”这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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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节目中的鲜明主旨：“三十岁以后，所有的可能性不断褪却”，这年纪就如一人生道风水岭，成为了迈入下半场的界线。
然而，围绕这个话题有无数的疑惑 --
正如影视剧名一样，《三十而已》，女性面临这个敏感的年纪，真的会遭遇如此多的焦虑和不安吗？
处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对生命的全新诠释：
尽快取得更多的社会性资源并持续保持据为己有，方能实现其对生命最有效的价值。
自古就有“三十而立”，这句话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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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三十岁之前找到职业方向，找到婚姻伴侣，组建家庭，和伴侣组合打怪：
存钱、养娃、巩固和提升社会地位，不断实现各阶段家庭目标……
而当这些准则压在女性肩上时，难度又在不觉中翻倍：
今天的女性成功与否，不仅需要在职业上和男性同样的成功，还不能落掉母职的天责。
于是，结果就非常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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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女性，相比男性，需要有双倍的时间和体力来承接社会赋予这个角色的考验：职业和家庭，
如同《三十而已》中，女性需要在阶层、职业、婚姻等方面都需要获得完美的成绩，而这个过程无形之中，催生了巨大的焦虑，影片之所以能够获得强烈的社会共鸣，
正是因为对这些焦虑理解的足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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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产阶层的焦虑
片中聚焦在中产阶级这一广大的群体，对其不稳定性和自身的危机感做出了丰富的演绎。
女主之一的顾佳，她和丈夫一手创办的企业因为现金流不稳定，一直面临生存难题。
为了获得稳定的业务来源，顾佳不得不在自己十分厌恶的“太太圈”打拼，因为通过这个捷径，能够获得一手资源接到大业务，因此即便她十分唾弃这个富人圈子，但为了稳固自身的阶层不得不被迫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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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佳曾在外企任职，因此她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理念，也颇有一些心气。对于攀附和讨好这件事，发自内心是反感的。
然而阶层的向下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使她时刻处在“危机感”之中，不安全感迫使她要做些什么。
向上攀登的路狭窄难寻，而他们经营着烟花又属于高风险行业，成功就像烟花般绚丽，而一旦出现意外，精彩过后一切便烟消云散。
就像他们同行的朋友沈杰，生意做得风光无比，可工厂发生一场意外之后，便锒铛入狱。
妻子带着儿子跑路，年岁已高的老父亲也面临着巨大的精神打击，这样的风险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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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另一女主，王漫妮也演绎了一段负重攀爬的职场故事，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平日上班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因为上洗手间会降低接单率，造成业绩下滑。
她一直是团队里的top sales，在这顶人人觊觎的“桂冠”下，必承其重。
通过8年的努力，眼看着就可以晋升管理层。
然而职场中最不乏后起之秀，最终她梦寐以求的管理职位，被公司空降的海归坐稳：
比她年轻，比她优秀，比她更得高层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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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个超级城市在不断地扩充下，出现对周围中小城市资源的不断虹吸效应，这里的资源也包括人才。
因此，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每年，都有大几百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下，与你有着同样学历、类似经验的人客观上大量存在的，而且，他们还比你年轻十岁。
细思极恐。
所以，为什么在这么年轻的三十岁，不安全感就早早地出现了，这也是职场人的焦虑之源。
而且在HR圈子中，普遍存在一种35岁清退的言论。
几年前一篇引发热议的《一位资深HR直言：清退35岁以上基层员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袒露这一事实，-- 公司裁员时会首先考虑清掉35岁以上的中年人。
中国之所以出现“35岁现象”，是因为劳动力长期比较充裕，年轻人更能熬夜加班，成本还低，也更利于管理层培养。
对于大多企业而言，35岁前如果还没努力爬到管理中高层，便意味着丧失了竞争机会。这个理论普遍存在于各类企业。
然而，更赤裸的事实是，这些即便已经爬到中高层的一群，真的已经实现了阶层升级了吗？
只怕未必。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
资源背景的差异，才是阶层的真正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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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几代精英苦心经营的成果，岂是你十年苦读可以追赶的？
四十年前大手一挥，打开了市场经济大门，人们争相奔跑抓取机会，粗放发展，批量造富。而今经济红利已过，社会的阶层已经趋于固化，想要打破的概率是极其微小的。
来自婚姻的焦虑
当我们提及婚姻，触及到的不只是关于婚姻中二人的关系，更多会关系到两个家庭的融合匹配性。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一种风气席卷了社会：以金钱为核心，效率至上的这套衡量坐标系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原本的美学的、情感的衡量标准则被人淡忘。
就如王漫妮希望伴侣是英俊优雅的富裕阶层，而这一择偶标准也代表了今天的大多数未婚女性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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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价值观使舆论的权利发生极度倾斜，父权名正言顺地对女性进行污名化：
比如女人最佳的结婚年龄在25岁之前，30以后的女人就属于年老色衰，年龄大了还未结婚也会被羞辱。
类似言论大作，女性的价值和年龄被捆绑在一起，甚至恋爱史丰富、结过婚、生过娃，在婚姻市场上均会被贴上贬值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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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社会，思潮泛滥。
女性理想的恋人不但英俊多金，并且能提供情感支持，在婚姻内关系平等。
但本质上是一种“向上兼并”。
婚姻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打破阶层的机会之一，并且这次机会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但无论是王漫妮还是樊胜美，都沦为大众言论中的拜金、捞女，除了表面的斥责，其实鲜少有人去探寻其背后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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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超级城市也好，一线城市也罢，繁华的背后，主流意识依然是《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传统文化。
重男轻女是历来不变的，家里如果生了儿子，父母会拼命攒钱供教育买房买车。可如果是女儿，则很多家庭会松口气，更有甚者，会剥削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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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论是公共还是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都在不断加剧，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都日益向男性倾斜。
就拿住房来看，男性住房拥有量近七成，而女性只有不到五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各方面资源都处于劣势的女性，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也不得不考虑对方的经济情况，即便不为了阶层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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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处于婚恋阶段时，大多数女性需要面对的是育儿的压力，而生育后回归职场将面对敌意和质疑，更多的会被贴上哺乳期妇女的标签而受到非议，进而失去较好的岗位和升迁机会。
这些牺牲的普遍存在，大家已经视为惯常，丝毫不觉有任何不妥。
对于育儿的焦虑
顾佳背负了大量贷款，买学区房，送孩子上名牌私立幼儿园，希望孩子获得起跑优势。
为了一张幼儿园的入学推荐信，她放下了姿态，处处迎合邻居王太，千方百计获得对方好感，甚至对冷言冷语也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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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进最好的幼儿园？
因为担心下一代的阶层滑落，导致家族地位不保。
今天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阶层固化，防止下滑和激进突破，已成为了所有中产阶级在代际传递中的日常焦虑。
我们一生中，大概有三次机会可以打破阶层的禁锢。
投胎、教育、婚姻。
投胎没得选，教育和婚姻有可控性。
因此，教育不仅关乎个人命运，也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
乃至于成为家族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如今的教育好像一场赌博，成为各阶层力量的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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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如今教育的观念加深了育儿的焦虑。
每个家庭都为跻身优质教育资源圈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
享受优质资源、拿高分都是用资源换来的。
同时，好的教育不仅仅意味着要考入好学校，更意味着文化资本的积累。
在下一代进入社会时，好的岗位不仅需要含金量高的毕业证书，也需要正确展现文化的技巧。
在《三十而已》中，暴发户王太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成打地购买名画和艺术品，闹了一出“梵高睡莲”的笑话；
而后学习英国贵族喝下午茶，结果因为不分“hight tea”“low tea”而再落笑柄。
其本质是王太身上不具备文化资本，而强行附庸风雅，鹦鹉学舌般只得皮毛，
终究是因为没有探寻其表征下的文化内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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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人都了解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于是父母为孩子规划未来10年计划已成风尚，过度保护，精心养育，以便孩子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上最好的学校，结识最好的同学资源，让孩子从小就懂得成年人的行事作风。
如此的“精心栽培”下，孩子之间形成了残酷的竞争环境，从小就处在高压之下，而父母们也寝食难安。
而现代育儿的竞争，更多时候是落在母亲身上。
人们依然遵循着传统的性别化分工，男外女内，女性需要挑起母职的重任：
选择学校、培训班，经营与老师、学习伙伴之间的关系。
母亲成为了链接家庭、学校和市场的枢纽。
而今提出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愈发强调了母亲责任的不可替代，以孩子为中心，情感投入越来越深，母职涉及愈发宽泛。
在这样的母职定义下，担任全职妈妈的女性即便完成密集的母职任务 ，焦虑也不会得以消减，
因为手握权力的男性可以选择善待女性，也可以随时让她们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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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佳有文化资本，也有事业为退路。
而现实中的许多全职女性已经处于明显劣势，社会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
而如果既要包揽母职、家务活，还要外出工作，那么育儿的母亲依然会陷入另一种困局：
丈夫既拥有免费的育儿妻子，也会因为女性在职场的收入处于劣势，
以此日益巩固其男性家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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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这些焦虑似乎来得早了些，可又不得不面对。
在奋力赶路，迫切上升的过程中，我们太过焦虑，但不能急。
越焦虑越需要慢下来思考清楚，而不是胡乱抓一根救命稻草。
就像王漫妮在上海打拼了8年，最终选择去留学，终究是想为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思考。
我们都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把目光挪出眼前的局促，投向更远的将来。
细细思考三十岁的人生，自己的下一步究竟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