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夏天，我无意间走进县城的一家新华书店。目光在书架前不停地跳跃，最终落定在一本精装版带彩图的《红楼梦》上，并不是从头翻起的，首先看的是第二十三回的最后几段。光滑的纸页，精美的插图，更重要的是这样精彩绝伦而直抵人心的文字，让我竟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痴醉感，仿佛这是我和书的初次相逢。林黛玉在书中侧耳倾听令人口齿生香的戏曲词藻，而我却在书外窥看她如诗的华年，那种美妙的感觉简直像一个轻浅却令人颤栗的初吻。同伴已经先回去了，我索性盘腿坐在地上，一页一页地看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从何时起书店里的人已陆续散去，我甚至没有注意到窗外的电闪雷鸣，直到店内的工作人员开始大声告知顾客店门要关时，我才遽然醒来，从那个梦幻般的红楼世界中走了出来。抬头看外面，才发现此刻已到了暮色四合的向晚时分。我夺门而出，在风雨交加的街道上欢快地奔跑，全然不顾惜这雨淋湿了我的头发和衣裳。跑到半路时看到了同伴举着伞蹚着水在风雨之中寻觅我……此后，我依然钟情于书，可是却再也没有这种近乎疯狂的喜悦。也许这种完全的痴迷，只能属于十几岁的年少吧。

这几年来的自己一直待在学校里，图书馆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也一直认为如果这个世界缺少了书，我们便无法窥探生命深处的壮丽。我喜欢坐在阅览室里一处不起眼的角落，看着明媚的阳光在一页又一页翻动的纸张上流泻，散落。这静谧却不安分的阳光温暖了那些触感微凉的文字，也热闹了文字里跌宕起伏的故事。

有时候待在书馆里，却也不是为了拜访书中的人生，而是放轻脚步，慢慢走过一排排书架，左顾右盼，看着或明丽或素洁的书脊肩并肩地依靠着，像两道斑斓的格子光影一样往后倒去。我就像在街头碰见了多日不见的朋友，心里是满满的知足和欢喜，却也只是颔首微笑而过，不忍打扰了彼此寂静的好时光。

而在图书馆之外的世界中与书相逢，无论是在精装的书店内，还是在不起眼的地摊边，我总多情地以为它们安静地待在那里，就是为了和我的相逢。无论是在书架前悠闲地翻阅，还是蹲在地上双手扶书匆匆地扫视一番之后，我总是会轻易地忘却了囊中羞涩，总是顾不得了这些书是不是在自己这段时间的读书计划内，便掏出身上仅有的钱，有时候甚至不惜向身边的朋友去借。不去这样做，内心便会戚戚然，仿佛错过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情缘。

因为惜缘，所以舍得，我在买书上比之于吃穿还算是慷慨的。然而，在出借自己的书方面，我却又是很吝啬的，仿佛是要独享自己与书的这份情缘。新买的书是这样，刚借的书亦是这样，尤其是那些自己很喜欢的。因为自己有这样的毛病，所以对于别人新买的书，我也是不轻易开口去借的。记得读本科时，我从书馆借来的书还没有看，就被一个同学顺手拿去读了，我顿时不快，到底是走过去从她手里拿来了。当然，我并没有忘记告诉她我是从哪个借阅室哪个位置借的。这好像是一种弥补，可是多少都显得没有诚意。

读研一的日子，我和室友都买了好多书，摆在了床铺下面的书架上。室友们纷纷说：“我的书就放在这里，你们想看哪本，随便拿。”我抬眼看了一下自己的两排书，心里虽觉不安，却到底没有说出要与人分享书的话来。往后的日子确实证明她们在出借自己的书方面，是热情而慷慨的，而我心里仍然是别别扭扭的。

有时候室友站在我的书架前，一本一本扫视着书目时，我心里都会惊慌，唯恐她“觊觎”我的书。有一次有个外寝的姑娘来我们寝室串门，四个人的书架，她都站着看了一会儿。最后伫立在我的书架前，总结似的说：“你这儿也这么多书呢，以后我可不可以找你来借呀？”以为她只是看看，没想到说出要借的话来，我当时骤然色变，愣了几秒钟之后才回过神来，赔笑似的说了一句“行呀”。这些事情不胜枚举，说来汗颜。有时候我望着自己沉默的书架发呆，真的希望书能开口说话，告诉我它们的本意是怎样的，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

后来，我在图书馆社科室一排长长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关于佛学知识的书。序言里的前两句话是“佛说：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身而过。当你拿起这本书时，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我反复地读着这两句话，觉得真是意味深长：不仅是作者对读者的一种期许，亦是书本身对有缘人的眷顾。

原来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碰见一本自己喜欢的，就像在芸芸众生中遇见了今生的一个好友一样，是这般不易，需要前世不辞劳苦地千百次回眸。原来书亦是这样惜缘，它珍惜着每一次与读者目光的相遇，自己又有什么权利阻隔了他人对书的拜读之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