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想，我写出来的东西，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每一个看似逻辑合理，表达清晰的观点背后，有多少揣摩，有多少思考，都是需要细细考虑的问题。
我必须要承认，许多观点并不成熟，也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就表达出来。在读者眼中，一篇或者两篇参考文献不仅不能说服人，而且容易被人误解为刻意而为之。我必须承认限于语言能力也限于阅读范围，我对所引用的文字容或有误读误解，有与对方宗旨的错位的现象。
任何文章的任何观点，只要发表出来，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它会变成什么，要走向哪里，连作者自己都不太清楚。作者只希望它能按照设想的路径发展，但事实总是残酷的，现实的剧本倒显得那么荒诞。
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多次出现“意淫”这个词，因为里面有一个“淫”字，历来被人误读误解。现在有的人写文章，把它当成一个绝对贬义的词汇，理解成“在意识里猥亵”，甚至“在意识里跟看中的人性交”那样的含义，说谁“意淫”，就是批评谁心思不正，下流堕落。这样理解“意淫”，绝对歪曲了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早已去世，他生活的时代可没有“数据库”，无法把曹雪芹的原意记录下来，后人也只能凭借史料加以猜测。如果曹雪芹穿越到现代，估计他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有一门学科叫做文章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文本一旦形成，便有了自身的特殊性，独立性，自律性。它事实上脱离了作者，成为自足的体系。文章就好像作者的孩子，作者就好像文章的父母。父母只能决定是否把孩子生下来，至于生下来后，孩子就不再由自己决定了。孩子萌生出自己的意识，孩子有了自我决断的能力，孩子越走越远，边走边对着落在后面的父母说：不必追。文章是超越作者超越时代的产物，我们如今还能够细细品读2400多年前的《论语》，仔细揣摩孔圣人的思想，领会孔圣人的哲学智慧，搭建这座桥梁的恰恰是文章，是容易被曲解误读但能流传至今的文章。
不如做个历史设想，孔圣人知不知道他的言论会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为尔后2000多年的人们提供心灵养分，我估计他是不知道的，他也不愿意。
如果孔子想要让自己的语录流传下来，生前早就编书成集了，可他并没有。现今的《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并不是孔子主观意愿整理成书。我想孔子自己也清楚，话说出来，文章写出来，就不再是自己的了，就难免会遭到世俗的批判与讽刺。与此对比，不如不整理。巧的是，西方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是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做法是“消极主义”，那什么是“积极主义”？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如果你把这看成是“积极主义”的表现，那也不好，因为他还说过：我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这话说的实在是太难听了，至少我身边见过这句话的人都这么认为。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罗曼·罗兰认为人还不如狗，你也可以理解成他身处一个黑暗的时代，人心不轨，而狗是人类的朋友，人们失去的品质、诚实、对友人的忠诚等，只有在狗身上才找得到，你看是不是企业级理解。这么一看，本来挺好听的“积极主义”，你是不是也得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可能人家并不是这个意思。
互联网的普及，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系统中的一份子。过去只有知识阶层才能表达观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知识不再被阶级所垄断，每一个人都平等的有机会接触知识。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在当今青少年群体尤为多见。
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逻辑体系尚未建立完全，难以判断一个观点是否合理，也容易曲解他人的观点，给他人甚至是社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些无意表达的观点，被他人曲解、添油加醋后，在网络上肆意扩散，给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就是当今的“网络欺凌”。
与传统的“校园欺凌”不同，“网络欺凌”发生的范围更广，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更大，影响也更大。《益普索：2018年网络欺凌报告》中提到，在全球范围内，1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孩子经历过网络欺凌，这个数字正在上升。网络欺凌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欺凌行为，需要父母和学校特别关注。在处理网络欺凌方面，我国现有的反欺凌措施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措施，也需要社会提高重视的程度。
如果因为“网络欺凌”而扼杀了青少年表达观点的欲望，无疑是巨大损失。面对“网络欺凌”，消极主义是不可取的，这只会助涨欺凌者的气焰，加大欺凌的力度。可惜的是，积极主义似乎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主义和消极主义似乎都失灵了。《驴得水》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的如果都让它就这么过去，以后只会更糟。对“网络欺凌”的视而不见，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只希望，这是“网络欺凌”的最后遗存，因为它是在自身之中无休无止地败落下去，每过一刻便向彻底灭亡更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