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前，学科教研群里一场紧急的教职工代表投票，将我的名字列在了候选人首位。早已经拿到副高职称的我毫无悬念地当选，数学组内同事们笑言：众望所归。资深教师，且算得上阅历丰富，我也生出一份责任感：若能代表普通教师发声，即便声音微弱，也总归是好的。
复课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参加关于“备案制教师转编”名额分配的会议。学校的方案简明扼要：沿用去年旧例，将3个名额按“语数英”与“综合学科”分组，比例2:1。这看似公平的“分组”策略，实则是无奈下的权宜之计。其背后，是那套人人关切的量化评分方案在驱动。
现实情况摆在眼前：艺体类的竞赛在数量、规模、官方认可度等方面远远高于语数英学科类比赛。在现行的计分规则下，艺体老师凭借“辅导学生竞赛”一项，往往能获得显著优势。这当然也是他们辛勤付出的体现，但矛盾在于，学生获奖与否，有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校外投入，而非在校教育的单一成果。更有多类型的比赛，教师其实只充当了组织者的身份，而完全没有对学生进行过课堂教学之外的辅导。当分数的天平因此倾斜，“同质分组”便成了平息争议最直接的工具。
然而，这真的解决了根本问题吗？我认为没有，这反而掩盖了核心矛盾。追根溯源，问题出在那把看似精密、实则僵硬的“计分尺子”上。
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对于学生而言，最好的教育生态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数学老师或许不擅长带队竞赛，但可以深耕课堂，在课题研究和教学论文上展现价值；语文老师可能疏于活动组织，但能用一堂精彩的公开课点亮学生的心灵。理想的制度，应当鼓励每位教师“深挖一口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追求卓越。
因此，我在会上小心翼翼地提出：如果学校有权限，能否考虑取消计分规则中各项的上限？让每一位老师的极致付出，都能被看见、被认可。同时也让老师们看到，我们倡导的是尊重个体差异，不同学科老师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卓越。否则，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荒诞的“跨界”内耗——比如数学老师去辅导禁毒征文，英语老师去辅导学生参加绘画比赛……这并非专业延伸，而是计分规则逼迫下的资源错配。这非但不能促进融合，反而在教师群体中制造了隔阂与对立。
当然，我的建议当场被婉拒了。理由简单而现实：规则制定权在上级，学校无权更改。
会议散了，那个2:1的方案得以通过。但在我心中激起的涟漪，却久久未能平静。
回想起会上几位代表的发言：
体育老师：有的老师太卷了，看着都辛苦，我们只有躺平，反正都会转编的，时间迟早问题而已。
班主任：班主任工作太难了，大家如果觉得班主任有加分的优势，就都来申请当班主任好了，相信学校是乐见其成的。
慧眼老教师：我看到的是学科对立。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难处，术业有专攻，动不动就说你也可以来当班主任，你也可以来辅导什么竞赛，这既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更是对自己专业的不尊重。你让一周只任教2节课的艺术老师来当班主任，而且是小学生的班主任哦，起码就缺乏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晚上，此次参与考核的一位数学老师向我发来消息：名师工作室的各项荣誉和成果都按照校级标准进行计分，这也太不合理了。……现在行政的力量也太强势了，专业技术似乎都被边缘化了。教育工作到底是行政管理重要还是专业技术重要？我无言以对。
对于我而言，这场关于名额分配的讨论，其意义远超事件本身。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教师评价体系中的深层困境：当教育者的价值被简化为一张计分表，当复杂的育人过程被拆解成冰冷的分数竞赛，我们是否正在背离教育的初心？
量化考核的本意是追求公平与效率，但若将其奉为圭臬，便会异化为束缚教师创造力的枷锁，甚至挑起学科间的对立。真正的教育公平，不应是“分蛋糕”式的机械分组，而是为不同特质的教师铺设多元的成长路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让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跑道上竞速的“积分游戏”，而是一片能让百花依据自身天性自由绽放的“生态花园”。
我想劝解老师们：不要过于在意，这套评分规则并不能证明你的价值，评分多少看开些。立马又及时刹住车，我没有任何资格作这样的劝解，评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参与教师一年上万元的工资待遇啊。我应该庆幸的是自己可以跳出来，作为一个局外人来不受束缚，清醒认知。
或许，我们一时无法改变规则，但绝不能停止思考与发声。因为每一次对僵化指标的质疑，都是对教育本真的呼唤——唯有当评价体系开始尊重教育的复杂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教师才能从“计分员”重归“教育家”的本位，我们的孩子也才能在包容而专业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