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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话 的 本 事 》
文/黎峰
《论语》是说话的艺术。《论语》的语言之美、之凝炼、之含蓄、之起承转合,之曲径通幽,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在研究、吸纳、学习,似乎总也意犹未尽,足见其微言大义之魅力。 孔子说话,言有尽而意无穷,称得上一句顶一万句。其门人弟子中,巧言善辩者众多,尤以宰我、子贡列言语科前茅。孔子依据弟子说话特点,察言观色,综合指导,使儒家的立言取得巨大成功。
我们列举来品尝一下儒家的语言盛宴。
子贡曾用“驷不及舌”来批评别人 。“驷不及舌”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意思。“驷不及舌”由子贡说出来,正应了《史记》记载的“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之说,这个成语在《论语》中的正辩则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子贡的舌头不仅比马跑得快,而且赛过千军万马,太史公曾由衷叹赏:“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游说五国,凭着一根舌头,和当时并不发达的通信条件,加上纷乱时局下诸侯被冲昏的头脑,轻而易举地在十年间使五国政局重新排列,这种语言操控能力史所罕见。不过,子贡在“言论”上的短处也很明显,孔子就曾劝诫他,希望他不要批判别人,应该努力要求自己知行合一。太史公谓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也是这个道理。譬如,孔子要他与颜渊比较一下。他说颜渊闻一知十,他则闻一知二。他的确比不上颜渊,但此一说法未免有逞口舌之嫌。又如,有人诽谤孔子,他就说:“夫子之不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未免有些夸张,孔子大概也不愿意接受类似的称赞。
宰我为言语科状元,其利口辩辞的功夫难有人堪为匹敌,就是老师也常被他辩得头大,可能宰我喜欢吸人眼球,故而说话办事不按常理出牌。只有他敢于在白天上课睡大觉,而且坚称“三年之丧”不合理,有点公开与老师对着干的意思,显得他敢于挑战权威。有一次,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神的木制牌位应该用什么材料,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本来,答案已经完成,宰我又添上一个画蛇添足的个人理解:“周代用栗木意思是使人民战战栗栗。”孔子听到这话气坏了,严重警告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对这种耍小聪明的胡言乱语,孔子是十分反感的。还有一次,宰我问老师:“假如我告诉一个仁人,井里掉下一位仁人啦!他是不是会跟着跳下去救他呢?”这个答案好像无解,仁人君子见仁人落井,不救,显得不仁,丢了名声;救,跳下去可能有大危险。真是无从选择,宰我有点拿老师开涮。孔子这一次不再轻饶,直接记过,并保留个人档案中,他的态度是:“你这样做就是陷君子于不仁不义,会扰乱道德秩序。你应该叫君子远远走开,却不可以陷害他;可以欺骗他,却不可以愚弄他。”(《雍也》)宰我这类辩才,就像双刃剑,用好了就“扬眉剑出鞘”,用不好就“见血封喉”。《史记》记载了宰我的归宿:““宰我为临淄大夫, 与田常作乱, 以夷其族, 孔子耻之。”强嘴利舌的人应该引以为鉴。
一般人凭着血气之勇,说话急躁,妄下判断,由此产生许多是非。司马牛属于此型人物。他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司马牛再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颜渊》)本来,孔子是因材施教,引导他明白仁者不唠叨,说话应迟钝含蓄为宜,等于给他忠告,司马牛这种“多言而燥”的学生却听不懂,那也没有办法。另有一例是:司马牛问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他还是先不去反省,立即随口再问:“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 (《颜渊》)。表面看来是好学不倦,事实上是有口无心,说话不过脑子,有这般功夫,做做内省和实践的功课也好。其实,莫作壁上观,生活中司马牛这类“多言而躁”者还真不鲜见。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子路也有类似的毛病。他派子羔去做县长,孔子不以为然。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有官做,有人民社稷共操劳,也不错呀,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大为不悦,说:“是故恶夫佞者”,他讨厌强嘴利舌的人。子路不藏短,敢作敢为,心里无私,有什么想法张口就来,所以缺陷也暴露得明显。但其“多言而躁”乃性格使然,倒与他的“好勇无谋”极相匹配,不至让人反感。
孔子重视“刚毅木讷”,他认为“巧言气色,鲜仁矣”(《学而》)。“巧言乱德”(《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但总体上他是轻言重行,当然,言必有中,言行一致,更好。以颜渊为例,他听到老师的话,往往“不为如愚”,似乎言听计从,笨笨地当个跟班,不发出不同声音。但是,行动上从不停歇,日新又新,把老师的话化为生动实践,取得优异成绩,再一次证明了孔颜乐处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