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夏天，我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叠得整整齐齐，揣在贴身的布兜里，站在姑姑家锃亮的铁门前。我以为这是求来一条活路，却不知道，姑姑开口的那个条件，改写了我往后整整三十年的人生。
我叫陈木生，1971年生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子里。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走出过县城。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也是县里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上北大的。
第一章 暑风里的红封皮
1989年的夏天，豫东平原的日头毒得很。刚收完麦子的地里，玉米苗刚冒出头，蔫蔫地贴在地上，风一吹，晃两下，又垂了下去。村口的大杨树上，蝉从天刚亮就叫，一直叫到日头偏西，吵得人心里发慌。
那天是7月16号，天刚蒙蒙亮，我就扛着锄头去了地里。前一天夜里下了点小雨，地皮刚湿了一层，得赶紧给玉米苗松松土，不然日头一晒，土就板结了。爹娘比我起得更早，已经在地里忙了半个多小时，娘的裤脚沾着泥，爹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蓝布褂子贴在身上，印出脊梁骨的轮廓。
我们仨正低头锄地，就听见地头上有人喊我的名字。声音很远，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我直起腰，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往村口的方向看。就看见一辆绿色的自行车，顺着田埂往这边骑，车把上挂着个绿色的帆布包，车链子哗啦哗啦响，是乡邮电所的邮递员。
“陈木生！”邮递员骑到地头上，刹住车，一只脚撑着地，冲我喊，“你的通知书！北京来的！北京大学的！”
我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爹娘也停下了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邮递员，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踩着田埂跑过去，脚下的泥沾了一鞋底子，跑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
邮递员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红封皮的信封，递到我手里，笑着说：“小伙子行啊！咱乡这么多年，头一个考上北大的！给你家争光了！”
我接过信封，指尖碰到红封皮的那一刻，手有点抖。信封上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烫金的字，右下角写着我的名字，地址是我们村。我捏着信封，不敢拆，怕看错了，怕这是一场梦。
娘也跑了过来，她的手还沾着泥，在褂子上蹭了好几遍，才敢碰那个信封，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木生，真是……真是北大的？”
我点点头，拆开信封，里面是录取通知书，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还有报到须知，盖着北京大学的红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个字都认得，连在一起，却像做梦一样。
爹也走了过来，他没看通知书，只是蹲在地上，从腰里摸出旱烟袋，卷了一支烟，点着，抽了一口，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来，被风吹散了。他没说话，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不知道是笑还是愁。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我们村不大，一百多户人家，不到半个钟头，全村人都知道陈家的二小子考上北大了。地里干活的人都围了过来，挤在田埂上，看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七嘴八舌地说：“木生真有出息！北大啊！那是北京的大学！出来就是当官的！”“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祖祖辈辈种地，出了个状元郎！”
娘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给大家道谢，眼角却淌下泪来，用袖子擦了又擦。爹还是蹲在地上，抽完了一支烟，又卷了一支，直到烟袋锅子烫了手，才回过神来，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身，对着围过来的乡亲们说：“晚上都去家里喝水，吃喜糖。”
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小院挤满了人。爹娘把家里攒了很久的鸡蛋拿出来，煮了糖水蛋，给每个来的人都盛了一碗。又把过年才舍得吃的白糖拿出来，冲了糖水，桌子上摆着瓜子、水果糖，都是爹骑着自行车，跑了五里地，去乡供销社买的。
村里的长辈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村里的骄傲。我站在旁边，一个劲地给大家递烟，倒糖水，手里的录取通知书被大家传来传去，封皮都摸得起了毛边。
闹到半夜，人才都走了。院子里一片狼藉，糖纸、瓜子皮撒了一地，娘拿着扫帚扫地，爹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又摸出了旱烟袋。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心里的高兴劲还没过去，浑身都轻飘飘的。
灯是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我们仨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娘扫完地，坐了过来，叹了口气，说：“高兴是高兴，可这去北京上学，得花多少钱啊？”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我头上。我脸上的笑一下子就僵住了，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变得沉甸甸的。
之前只顾着高兴，完全忘了钱的事。高考前，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说过，考上大学，学费是免的，但是要交学杂费、住宿费，还有书本费、被褥费，去北京的路费，还有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加起来，至少要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在1989年的豫东农村，这是个天文数字。
我们家五口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常年吃药，爹娘种着八亩地，一年到头，除了交公粮，剩下的麦子、玉米卖了，也就三百多块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给爷爷奶奶抓药，根本攒不下钱。
爹把煤油灯往跟前挪了挪，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木箱子，打开，里面是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布包。他把布包打开，里面是家里所有的钱，有一块的、五毛的、一毛的，还有几分的钢镚，零零散散地堆在一起。
我们仨坐在煤油灯底下，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三遍，数出来的数字，是三十七块六毛二。
娘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用袖子捂着脸，小声地哭：“这可怎么办啊？差这么多，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总不能不让他去啊？”
爹没说话，又卷了一支旱烟，点着，抽了一口，眉头皱得紧紧的，额头上的皱纹挤成了一个川字。烟雾缭绕里，他的脸看不清，只听见他说：“借。挨家挨户去借，就算是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去北京上学。”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和爹跑遍了周围的村子，所有的亲戚家，都跑遍了。大伯家，两个姑姑家（都是村里的，嫁的也是种地的），二舅家，三姨家，还有村里关系好的乡亲家。
家家都是种地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谁家也没有多余的钱。大伯家给了十块，二舅家给了八块，三姨家给了五块，村里的乡亲，你一块我五毛，凑了半个月，凑了四十六块八毛钱。加上家里原来的三十七块六毛二，一共是八十四块四毛二。
离两百块，还差一半还多。
离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钱还是没凑够。爹娘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坐在煤油灯底下叹气，娘的眼睛天天都是肿的，爹的旱烟袋，一天比一天抽得凶。
那天晚上，爹又坐在堂屋抽烟，抽到后半夜，突然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头，看着我说：“木生，你还有个姑姑，你亲姑，你爹的亲妹妹，陈秀娥。”
我知道这个姑姑。她是爹最小的妹妹，比爹小八岁，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她几次。听娘说，姑姑二十岁那年，嫁去了郑州，省城，姑父是做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住楼房，开厂子，是我们整个家族里，唯一混出样子的人。
只是姑姑嫁去省城之后，很少回娘家。一是路远，二是姑父家条件好，姑姑回来，和村里的环境格格不入，慢慢的，来往就少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寄一封信回来，偶尔寄十块二十块钱，给爷爷奶奶。
爹说：“你姑家有钱，两百块钱，对她来说，不算什么。你去一趟郑州，找你姑，跟她说说情况，她是你亲姑，不会看着你考上北大，上不了学的。”
我愣了一下。我长到十八岁，只见过姑姑两次，一次是我五岁的时候，她回娘家，一次是我十岁的时候，爷爷奶奶生病，她回来过一次。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她穿着好看的衣服，烫着头发，说话和村里的女人不一样，很客气，也很疏远。
我有点怯，不敢去。省城那么远，我长这么大，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更别说郑州了。而且姑姑家那么有钱，我一个农村的穷小子，去跟她借钱，会不会被她赶出来？
爹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她是你亲姑，我一母同胞的妹妹。你是她娘家唯一考上北大的侄子，她不会不管的。就算是她不借，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上不了学。”
娘也在旁边劝我：“去吧木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你姑心善，当年她最疼你爹了，肯定会帮你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一夜没睡着。窗外的蝉还在叫，风吹着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我摸着枕头底下的录取通知书，红封皮的边角已经被我摸得起了毛。我想，我不能放弃，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就算是姑姑家的门再难进，我也要去闯一闯。
第二天一早，我就决定了，去郑州，找姑姑借钱。
第二章 去往省城的绿皮车
决定去郑州之后，爹娘就开始给我准备东西。
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蒸了满满一布兜馒头，又炒了一瓶子咸菜，是用萝卜干和辣椒炒的，咸香，能放得住。她又连夜给我缝了一个布兜，粗布的，很结实，里面缝了一个贴身的小口袋，用来放钱和录取通知书，怕路上被偷了。
爹骑着自行车，跑了三十多里地，去了县城的火车站，问了去郑州的火车。最便宜的硬座票，八块三毛钱，早上八点发车，下午四点多到郑州，要晃八个多钟头。
爹把家里凑的八十四块多钱，拿出来十块，给我买了车票，又给我塞了五块钱，让我路上应急。剩下的钱，都留在了家里，给爷爷奶奶抓药，过日子。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娘坐在煤油灯底下，给我缝衣服。我身上的褂子，胳膊肘那里磨破了，娘给我补了个补丁，又把裤子的裤脚缝了缝，怕路上开线。她一边缝，一边嘱咐我，路上要小心，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吃别人给的东西，到了郑州，先找姑姑家，找不到就去派出所，不要乱跑。
她絮絮叨叨地说了一晚上，眼睛红红的，时不时地抹一下眼泪。我坐在旁边，听着她说话，心里酸酸的，一个劲地点头，让她放心。
爹坐在旁边，抽着旱烟，没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地插一句，到了姑姑家，要懂礼貌，不要乱说话，跟姑姑好好说，不要惹姑姑生气。
那天晚上，我又是一夜没睡好。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背着娘缝的布兜，里面装着馒头、咸菜，还有换洗衣物，录取通知书和剩下的几块钱，放在贴身的小口袋里，用别针别住了。
爹推着自行车，要送我去县城的火车站。三十多里地，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爹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一路晃悠着，往县城去。
天刚亮，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早起下地的农民，扛着锄头，往地里走。风吹过来，带着地里玉米苗的清香味，还有泥土的味道。爹骑着自行车，一句话没说，只是使劲地蹬着脚踏板，后背的汗，很快就把褂子浸透了。
到了县城火车站，已经七点多了。火车站很小，候车室里挤满了人，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出门打工的，走亲戚的，吵吵嚷嚷的，烟味、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呛得人鼻子发酸。
爹给我买了车票，又去供销社，给我买了一个军用水壶，灌满了凉白开，塞到我的布兜里。他又从兜里摸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五块钱，皱巴巴的，一块的、五毛的都有。
“拿着，路上万一有什么事，能用得上。”爹说，声音有点沙哑。
“爹，我不要，家里还要用钱。”我把钱往他手里推。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爹把钱硬塞到我的布兜里，“穷家富路，出门在外，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到了郑州，好好跟你姑说，她要是肯借，就好好谢谢人家，以后毕业了，好好报答她。她要是不肯借，也别跟人家吵，赶紧回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知道吗？”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掉下来。
检票的铃声响了，我背着布兜，往检票口走。走了几步，我回头看，爹还站在原地，看着我，挥了挥手。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背也有点驼了，站在人群里，小小的一个身影。我赶紧转过头，抹了一把眼泪，进了检票口。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座位底下，都堆满了行李，坐满了人。我拿着硬座票，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是靠过道的位置，座位上已经坐了两个人，看见我过来，往里面挪了挪，给我腾了个位置。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动了，慢慢驶出了县城的火车站，往郑州的方向去。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路边的树、田地、房子，都往后退，越来越快。我的心，也跟着火车的晃动，七上八下的。
车厢里很吵，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嗑瓜子，还有小孩子的哭声。卖盒饭的乘务员推着小车，从过道里挤过来，喊着：“盒饭了啊！五毛钱一盒！有菜有肉！”
我摸了摸布兜里的钱，没舍得买。娘给我蒸的馒头，还在布兜里，凉了，但是还能吃。我拿出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啃了起来，又拧开军用水壶，喝了一口凉白开。
旁边坐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也是去郑州的，出门打工的，看我啃馒头，笑着说：“小伙子，出门怎么就带这个？买个盒饭吃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继续啃馒头。
他又问我：“去郑州干啥啊？走亲戚？”
“嗯，走亲戚。”我含糊地应了一句，没多说。爹娘嘱咐过我，路上不要跟陌生人多说家里的事，我记在心里。
火车一路晃悠着，走走停停，每到一个小站，都要停一下，上来很多人，车厢里越来越挤，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想挪一下身子都难。
我坐在座位上，不敢动，怕一动，位置就被别人占了。我时不时地摸一下贴身的小口袋，录取通知书和钱都在，别针别得好好的，才放下心来。
窗外的景色，从平原的田地，慢慢变成了楼房，越来越高，越来越密。我知道，郑州快到了。
下午四点多，火车终于到站了，广播里喊着：“郑州站到了，请下车的旅客准备好行李，依次下车。”
车厢里一下子乱了起来，大家都站起来，扛着行李，往车门挤。我背着布兜，也跟着人群，慢慢往车门挪，挤了半天，才挤下了火车。
出了火车站，我站在广场上，一下子就懵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省城，第一次见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这么高的楼房。火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自行车、三轮车、汽车，川流不息，喇叭声、说话声、叫卖声，混在一起，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长到十八岁，见过最高的楼，就是县城的供销社，三层的。而郑州的楼，有十几层高，直插云霄，我仰着头，才能看到楼顶，看得脖子都酸了。
我站在广场上，背着布兜，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往哪走。手里攥着爹给我的地址，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姑姑家的地址：郑州市金水区XX路XX号，李宏业收。李宏业，是我姑父的名字。
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去那个地址，要坐几路公交车。公交车站就在广场旁边，我挤了过去，看着站牌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找，找了半天，才找到爹写的那个路名。
公交车来了，我跟着人群挤了上去，车票一毛钱，我从兜里摸出一毛钱，递给了售票员。公交车里也挤满了人，我被挤在车门旁边，抓着扶手，看着窗外的街景，心里既紧张，又忐忑。
公交车走走停停，过了十几个站，终于到了我要下车的地方。我挤下公交车，站在路边，看着周围的楼房，又问了好几个路人，才终于找到了纸条上写的那个院子。
那是一个带围墙的独院，门口是两扇黑色的大铁门，锃亮，上面有花纹，门口种着两棵梧桐树，枝繁叶茂。铁门旁边有个传达室，里面坐着一个看门的大爷，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
我站在铁门外面，看着这个院子，心里砰砰直跳。这就是姑姑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气派，有钱，和我们农村的土坯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也不敢敲门。脚像灌了铅一样，钉在原地。我看着那扇锃亮的铁门，心里想，姑姑会见我吗？会借钱给我吗？要是她不肯借，我该怎么办？
太阳慢慢往西落，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一吹，梧桐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响，我站在那里，站了足足有半个钟头，手心全是汗，贴身的布兜里，录取通知书的边角，被我摸得发烫。
第三章 铁门前的踌躇
看门的大爷终于注意到了我。他放下手里的报纸，推开传达室的门，走了过来，隔着铁门，看着我，问：“小伙子，你找谁啊？在这里站了半天了。”
我愣了一下，赶紧往前凑了凑，对着大爷鞠了个躬，说：“大爷您好，我找陈秀娥，我是她娘家侄子，从豫东老家来的。”
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粗布裤子，脚上是一双解放鞋，沾着泥，背着一个粗布的布兜，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大爷的眼神里，没什么恶意，只是有点疑惑，说：“你是陈女士的娘家侄子？”
我赶紧点头，把爹给我的纸条递了过去，说：“大爷，您看，这是我姑家的地址，没错吧？”
大爷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地址是没错，就是这里。你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看看主人家见不见你。”
“谢谢您，大爷，麻烦您了。”我赶紧说，心里砰砰直跳，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大爷转身进了院子，我站在铁门外面，踮着脚，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是一栋两层的小楼，白墙红瓦，院子里种着花，还有葡萄架，铺着水泥地，干干净净的，和我们农村的院子，完全不一样。
我等了大概十几分钟，感觉像等了好几年一样。终于，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铁门被打开了，走出来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皮鞋，头发烫成了卷，梳得整整齐齐的，脸上带着一点淡妆，皮肤很白，看着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气质很好，和村里的女人，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姑姑，陈秀娥。
我长到十八岁，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五岁，一次是十岁，记忆早就模糊了。但是看到她的那一刻，我还是认出来了，她的眉眼，和我爹很像，尤其是鼻子和嘴巴，一模一样。
姑姑看着我，上下打量了半天，眉头微微皱着，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你是……木生？陈家老二家的木生？”
她的声音很柔，带着一点郑州本地的口音，和我爹的豫东口音，完全不一样。
我赶紧对着她鞠了个躬，说：“姑姑，是我，我是陈木生。”
姑姑的眉头舒展开了一点，说：“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你爹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我爹在家，家里离不开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赶紧说，手不知道往哪放，抓着布兜的带子，紧张得说话都有点结巴，“我……我来看看您，有点事，想跟您说。”
姑姑点点头，侧身让开，说：“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太阳这么大。”
我赶紧跟着她，进了院子。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声关上了，我的心，也跟着提了一下。
院子里很干净，铺着水泥地，葡萄架上爬满了葡萄藤，结着一串串的青葡萄，院子的角落里，种着月季、凤仙花，开得正艳。小楼的门口，铺着红色的地毯，擦得一尘不染。
我跟着姑姑，往小楼里走，脚上的解放鞋沾着泥，踩在干净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一个个脚印，我赶紧把脚往边上挪了挪，怕踩脏了地，心里很局促。
进了客厅，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客厅很大，铺着白色的地板砖，亮得能照见人影，靠墙放着一套棕色的皮沙发，前面是一个茶几，擦得干干净净的，上面放着一个茶壶，几个茶杯。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大彩电，旁边是落地电风扇，还有录音机，都是我只在县城的供销社里见过，从来没碰过的东西。
我站在客厅门口，不敢往里走，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像个木桩子一样，钉在原地。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进过这么气派的房子，连县城里乡长家的房子，都比不上这里的一个角落。
“坐吧。”姑姑指了指沙发，说。
我赶紧摆手，说：“不了姑姑，我站着就行，不脏了沙发。”
姑姑笑了笑，没再勉强，转身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说：“喝口水吧，看你满头的汗，一路过来，挺远的吧？”
“嗯，坐了八个多钟头的火车。”我赶紧说，还是不敢坐，也不敢碰那杯水，杯子是白瓷的，带花纹，干干净净的，我怕我手脏，碰脏了杯子。
姑姑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说：“说吧，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大老远从老家跑过来，不可能只是来看我的。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爷爷奶奶身体不好？还是你爹出什么事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手伸进贴身的布兜里，把那个红封皮的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双手递到姑姑面前，说：“姑姑，我考上大学了，北京大学，这是录取通知书。”
姑姑接过录取通知书，打开，看了一眼。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惊喜，也没有惊讶，只是很平静地，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完了，又把通知书叠好，放在茶几上。
过了好一会，她才抬起头，看着我，说：“考上北大了，挺好的，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们老陈家，祖祖辈辈种地，终于出了个名牌大学生。”
她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心里有点慌，不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
我定了定神，鼓起勇气，说：“姑姑，我这次来，是想跟您借点钱。去北京上学，要交学杂费、住宿费，还有路费、生活费，老师说，至少要两百块钱。家里凑了半个月，只凑了八十多块，实在是凑不齐了，我爹说，您是我亲姑，只能来求您了。”
说完这句话，我低着头，不敢看姑姑的眼睛，手心全是汗，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怕她拒绝，怕她把我赶出去，怕我这一路的奔波，都白费了。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落地电风扇呼呼转的声音。过了很久，姑姑才开口，说：“两百块钱？”
我赶紧点头，说：“是，姑姑，两百块就够了。等我以后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一定一分不少地还给您，连本带利地还。我给您写欠条，按手印，我肯定会还的。”
我一边说，一边从布兜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那是我从学校里带出来的，准备给姑姑写欠条。
姑姑摆了摆手，说：“不用写欠条。两百块钱，不多，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是你亲姑，你爹是我亲哥，你考上北大，是老陈家的骄傲，我帮你，是应该的。”
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赶紧抬起头，看着姑姑，说：“谢谢您，姑姑，谢谢您！您就是我的恩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您的恩情！”
姑姑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说：“你先别谢我。钱，我可以给你，不用你还。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了这个条件，这两百块钱，我现在就给你。你要是不答应，这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你现在就可以转身回老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