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篇东西不能算是日记，但是却可以填补日记中的一段空白，从而保持日记在时间上的连续性。
这样的东西还有几篇，以后都会放在《蒙尘日记》这个文集里。
公共汽车在摇晃了七八个小时以后，把我们几十个人撇在了这古城小镇，带起满地灰色的煤灰，绝尘而去。这时是1987年10月5日下午5 点。
我们一个个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按带队领导宣布的分组名单，分别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我们几个人住的地方在村子的最南边，门前是一个不大的渔塘，污秽不堪。
待安置停当，我们三三俩俩地走出来，细细打量这个我们将生活四个月的地方。
这是豫南的一个乡村，同时也是古城乡乡政府所在地。一条一百多米的柏油路就是这个村最繁华的地方。在这条柏油路上，有一个有着三间门面的商店，一个裁缝店，一个理发店，一个仅有一节柜台的新华书店。乡政府大院也理所当然地坐落在这里。
再打量周围的民房，以土坯房居多，而且大多没有院墙。房子周围堆放着一些玉米杆，后来知道，这就是当地群众烧火做饭的燃料。
村西大约500米，就是京广铁路。村南一百多米，就是我们学习的所在地──古城电厂。
晚饭是在电厂的职工食堂吃的。几十个人就蹲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由于是来厂的第一顿饭，所以没有掏钱，并较为丰盛。只是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吃的是什么肉。
其时已经是十月份，已经有了秋天萧瑟的景象。想起来上午还在家乡的街上行走，晚上却已蹲在了这陌生的异乡的土地上，并且还要在这里生活上四个月，心中不由涌上一丝悲凉。自己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乡。虽然一直渴望外出闯荡一番，虽然只是短短的四个月，虽然离家也不过就三四百里地，但一开始就摆脱不了想家的思绪。
另外，之所以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还因为我觉得现在自己不应该呆在这么一个豫南小村里，而是应该呆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继续圆我的大学梦。当时，是进厂当工人还是继续求学，自己反复掂量，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最后还是在左右摇摆中选择了工厂。在此之前，我曾经拿着钱到学校交学费准备继续学习，只是因为刚好那天老师不在，学费没有交成，于是回过头来就又到了工厂。现在想来，如果选择上学，不知结果会更好还是更坏。走进电厂的大门以后，虽然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书本，但眼瞅着离大学是越来越远了。从那时直到现在，我常常在梦中惊醒，问自己：难道就真的圆不了大学梦了？难道这一辈子就真得完了？
1 ０月7 日下午，开始编排跟班学习的班次。 我原被分在了燃运车间，就是负责给锅炉上煤的，属于电厂最让人看不起的工种，技术含量较低，对人的文化水平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由于燃运专业无甚可学， 五六个燃运专业的人就被分在了锅炉专业暂时跟班学习。
锅炉专业共分四个班，我被分在了三班，班长叫李君伟。早在进行入厂培训的时候，一百多号人分成四个组，组长由几名进厂较早的“老工人（实际也是年轻人）”担任着，一个组又分为若干个小组。由于都是才进厂，谁也不了解谁，小组长就由组长指定，指定的这一个人往往就是小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中国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即使一个小组长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些小组长日后就成为了班长、主值、司炉、司机。于是我也就认为李君伟就是这么一个班长。
10月8日开始正式上班。我们三班上的是9日凌晨的零点班。
前夜本来应该是好好睡一觉的，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说实话，开始的时候，我对电厂颇有畏惧感。 就在7日上午对古城电厂参观的时候，看着一个个“高压危险”的警示牌，听着各种电机轰轰隆隆的声音，感受着纵横交错的蒸汽管道发出的灼人的热浪，紧张得如履薄冰，跟在别人后面，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可是现在就要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整整工作四个月的时间（不仅仅是四个月，也许更长），心里如何平静得下来呢。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在快要11点的时候，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但随即又被别人喊醒，因为上班的时间到了。
在主厂房楼下，我们点过名，开始等电厂的班长们领我们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锅炉班长是一个很爽朗的人，个子不高，长相有点好像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说话的声音也像，略带沙哑，速度很快，也姓王。他和李君伟握了握手，然后就带我们锅炉三班的五个人到岗位上去。
王班长把我们领进炉控室，在作了简单介绍以后，分别把我们安排在了一号炉和二号炉。坐在炉控室里，听着机器发出的轰隆声和蒸汽管道发出的嘶嘶声，感觉到就像是坐在一个随时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上。尽管前夜基本上没有睡觉，但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睡意。这一半儿是因为新奇，一半儿是因为紧张。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这时我们每个人的头上、脸上都落下了一层煤灰。吐一口痰，竟是黑的。
洗过澡，回到住处，躺在床上开始看书。但时间不长，书上的字开始在眼前不安分地跳来跳去，于是丢下书本，直奔梦乡。
昏昏沉沉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听到有人叫我。使劲睁开酸涩的眼睛，首先看到的是窗外晃眼的阳光。摇摇头，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
直到有人敲着碗筷，喊我去吃饭，我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一边答应着，让人家先走，一边起床。但只觉头晕晕沉沉的，抬不起来，就又重新躺下。再醒来时已近黄昏，该吃晚饭了。
吃过晚饭，无事可做，就开始打牌。在以后的四个月时间里，差不多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了。由于床一个挨着一个，近似于大通铺，于是一有人召集，大家连鞋也不用穿，就直接从这个床上走到那个床上，然后自由组合，战作一团。
我觉得，能够很快拉近人的距离的，除了喝酒，恐怕就要属打牌和下棋了，并且后者也不像前者那样破费和庸俗。所以尽管一开始我好像给人一种不太合群的感觉，但却是打牌的积极响应者。实际上，正是因为打牌，才使大家互相消除了陌生感，很快地打成一片。
第二班是八点班。由于是白天，也由于第一班的平安无事（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事呢？），对锅炉的恐惧感就不像第一班那么强烈。师傅们办完交接班手续，开始带领我们几个上上下下地熟悉锅炉设备，自此我开始了四个月的锅炉工生活。
人们对燃运专业的人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歧视。至少我从主观上感到存在这种歧视。其它车间的人谈到自己的车间，总是流露出一种优越感，而谈到燃运车间，却总是以一种不屑的口吻。如果谁工作的不努力了，或者出了什么差错，别人就会说他：你再如何如何，就让你到燃运车间去。尽管是以一种玩笑的口气，尽管也许是无意的，但在我听来，却感到一种强烈的刺激。
在上学的十几年间，我一直是一个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在小学，甚至一直是年级的第一名。曾经有一位女教师预言，我一定会是未来的大学生的。在以后的时间里，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总得来说还不错，但却没能闯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从此我就怕见以前的老师，觉得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就在从古城回去不久，我“不慎”碰到了初中时的一位老师，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问我在哪里上大学，弄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不过没能考上大学，我并不认为自己就一无是处了，进厂的时候，也是想着要干一番事业的。但想不到现在却沦落在厂里的“最低层”，成为了别人嘲笑的对象。巨大的落差，使自己变得过分敏感，对那些自以为优越的人，我常常是抱着一种“敌对”情绪的，同时也故意摆出一幅看他们不起的样子。那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我们是燃运工，带有强烈的自欺欺人的色彩。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们是燃运工我们是太阳我们是光明
给电厂送去乌金送去闪电我们也锻炼成乌金
朝阳目送我们走向煤机走向抓斗走向通往理想的路
月亮陪着我们托起理想托起追求托起一轮新的太阳
每当我们带着甜蜜带着满足走在下班的路上
唱着歌儿吹着口哨也吹走人们对我们的轻视
黑手黑脸黑衣黑裤唯有心灵是洁白的
走进温润的雨中冲去污垢冲去疲劳也冲来姑娘对我们的笑脸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也没有这么潇洒。至于姑娘的笑脸就更无从谈起，我承认，我在这方面属于低能，惟一一次和别人进了女工宿舍，即使面对着一个长得最不出众的姑娘，也弄得我手足无措。还是人家主动让座，我才战战兢兢地浅坐在床上，如坐针毡。这么没出息，再加上整天洗不净的煤灰，哪里会有什么姑娘的笑脸？
一天晚上，不知怎么回事，断了电，打不成牌，大家就早早地钻进被窝你一句我一句地瞎扯。不知由谁提议，让每人说一个笑话。于是就有人开讲，说一个乡下人进城买表，拿出二十元买了一个闹钟，售货员要找他零钱，他很大方地说：不用找了，指着手表说，再送一个小的好了。讲到这里，有人嘿嘿笑了两声，但紧接着又有人说，这个笑话都老掉牙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好笑的。于是他讲道：一个人到邮局寄信，问营业员邮票往哪儿贴，营业员答，往哪儿贴都可以，于是那个人非常仔细地抹好浆糊，然后把邮票贴到了柜台上。
这个笑话说完，大家都笑。笑过之后，轮到李君伟“闪亮”登场。
大家都知道李君伟在这方面有两下子，并且常以“颜色不正”著称，于是就起哄让讲个带“色”的。李君伟先是谦虚地“嘿嘿”了两声，然后清清嗓子，正式开讲。他说的是他们队的队长和治保主任到田里去，发现有人偷了红薯。治保主任蹲下来对地里的一片水渍出了半天神，然后胸有成竹地说，偷红薯的是一个女人。队长问他，你怎么知道，治保主任说因为这是女人尿。队长又问他何以见得，治保主任解释：男人尿是打井形儿，女人尿是钻洞形儿。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开始谁也没有笑，但在嘴里一琢磨，琢磨出味道来了，便不约而同地轰然大笑。
有时闲着没事，我常常到铁路旁边，沿着铁轨散步。
曾听别人谈起一个老太太，说她虽住在距县城仅几十里的乡下，却一辈子没有进过城。我真为她感到悲哀，同为来世上一遭，有的人花天酒地享尽荣华富贵，有的人却只是脸朝黄土背朝天默默耕耘一生。
现在，我站在京广铁路旁边，看一列列火车从身边隆隆驶过，目送列车直到天边。我知道这条铁路的两头是中国最繁华的两个城市。此时此刻，这两个城市的人们也许正走在林荫道上，也许正在公园里嬉戏，他们知道在河南的一个贫穷的小乡村里正有一个年轻人对他们的生活浮想联翩吗？这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一辈子没有进过城的乡下的老太太。
晚上，夜行的列车就像是一条发光的巨龙，在漆黑的夜色中蜿蜒而行。当时候觉得，那些坐在这发光的窗户后面的、走南闯北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尽管在此几年以后，当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看到的这些走南闯北的人也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大多数就是人们常常以不屑的口吻说起的民工，但我仍然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前面有新的生活，有新的希望。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今日升起的仍然是昨日的太阳，今天只是昨天的简单重复，那么即使你活了一百年，也只相当于活了一天。
在古城的四个月，感到生活就像是一潭死水，平淡无奇。只有一件事稍具“亮色”，对这件事我也要多费一点笔墨。
一天吃罢晚饭回来，刚一到住处，就有人嚷道：“上床，上床”。
这天晚上，照例又是这个节目开场，然后大家都盘腿坐到了床上，开始打牌。眼看已近十二点，但一个个打得如醉如痴，欲罢不能。
正打得热火，忽听窗外有脚步声。因为这一段时间总是丢东西，屋里就有人说了一声“有小偷”，大家就赶紧倾巢出动，前后左右巡视了一番，哪里有什么人啊，于是又一同回到床上，准备继续打牌。
这时，程留社猛然想起窗台上还晾着一双鞋，撩开窗帘一看，果然不见。
追！十几个人跑出屋来，四下分散，瞬时间古城小镇上到处是嘭嘭嘭的脚步声。
我和留社、庆利一路，跑上了古城正街。坚硬的鞋底敲击着冻得坚硬的柏油路面，嘎嘎作响。再加上昏黄的月亮，摇曳的树影，虽然遥远但却洪亮的狗叫，感觉到别有一番情趣。
就在我们跑着的当口，迎面跑来一个人来。一看到我们，立即放慢了脚步。我们以为是自己人，就也放慢了脚步，谁知走近一看，却不是，于是就又跑。但忽然想起，大半夜里的，那人跑什么呢？形迹可疑！回头一看，那人已不见踪影。正在这时，迎面又飞跑来一人。由于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我们三人就迎头拦住。谁知一看，却是万民。他跑得气喘嘘嘘，说是小偷没找到，却在村口碰到迎面扑来的一黑一白二狗，于是赶紧往地上一摸，把狗吓跑，自己也赶紧跑起来，不知怎么回事，速度惊人，比在运动会上还要快三分，不期与我等在此处会合。
我们四个站在街上正在分析情况，忽然想到跑出时屋门洞开，老营空虚，莫不是小偷们玩的调虎离山之计？于是不敢在此久留，跑回到寝室，把正在熟睡的两个人叫醒，让他们多加提防，然后我们又跨出门去。正当此时，迎面走来武杰，肩上扛着架子车的轮子。我心里直纳闷：出去捉贼，怎么捉回两个轮子来？没等我发问，武杰就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小偷抓住了！
“小偷在哪儿？”武杰把轮子放入寝室，把手一挥：“跟我来！”东拐西拐，走到一个水坑边，影影绰绰看到几个人影，走近一看，是金龙他们。细问才知道小偷没抓住，是脏物抓住了。鞋呢？鞋呢？我们忙问。金龙说：哪有鞋？是两根枕木。 接着他给我们讲起了他勇追小偷的经过。
“咱几个跑出屋门以后我一人往西， 见到两个人拉着车子正往东走，我本想问问他们是不是见到有人往那边跑了，谁知道刚喊一声伙计，他们撒腿就跑。这还不是作贼心虚？我于是就紧追不舍，等撵到这里，他们丢下车子，人却叫他跑了”. “你看这小偷，偷了一双鞋，却赔了一辆架子车。”有人说。
“偷鞋？偷枕木！要是偷鞋他用得着拉车子？”
“枕木是哪来的？”
“肯定是从厂里偷来的”。
“这么说鞋是他们顺手牵羊拿走的？”
“不，不会，鞋丢时候他们还没走到咱这里。”
“看来弄两叉了”.
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件事。
把枕木拉到派出所吧，人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得罪谁？再说这么一件小事，值吗？先放在寝室，说不定那贼会反咬一口。干脆就拉到厂保卫科算了。商量罢，就叫武杰再把轮子扛回来。
一会儿，我们几个就拉着车子往厂里去，一个个都热血沸腾，觉得自己是勇追歹徒的英雄。
到了保卫科，听了我们添油加醋的叙述，科长连连称赞，并让我们回去小心，严防“坏人”报复，还说要请我们对破案工作多多协助，我们说一定一定。
回去以后，大家戚戚喳喳，兴奋异常，一个个毫无睡意，不过一想到鞋子没追回多少还有点遗憾。但是有人说等到保卫科因为我们追回脏物有功而发点奖金什么的，买双鞋子，也划算了。
正扯得热乎，忽听得外面有杂乱的脚步声，大家立即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心里都想大概是报复的人来了。脚步声近了近了又近了，显然是往这里走的，并且接着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仍是不敢粗声出气，心想刚才幸亏把门堵死了。外边开始咚咚咚地跺门了，并且有人喊：“开门！开门！”。仔细一听，原来是下夜班的人回来了，大家这时才松了一口气，有人下床去打开了门。 那几个人怒气冲冲地进来，说怎么都睡得这么死。于是我们就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大家都笑，笑过之后又有点后怕。有人说：早知那人没偷咱的鞋，真不该去捅这个马蜂窝。
第二天，厂保卫科的一个人装模作样地趴在路上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弄得当地的老百姓莫明其妙。我们都知怎么回事，但因为怕报复，并且对破案不报什么信心，所以谁也没吭一声。一会儿，那个人来到我们住的屋子，要求我们叙述昨天晚上的情况，我们面面相觑，颇为惊讶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弄得那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此事就那么不热不凉地搁了几天，后来从师傅嘴里得知，偷枕木的是厂里的一个临时工，偷枕木时厂里就有人看见了，没有吭声，不想得罪那人，再说这在厂里也不算什么。后来那人想拉回架子车，请几个领导喝了酒，就没事了，他还当他的临时工。
回去把这事一说，大家都说看来这事是我们多此一举了。
职工食堂由于几乎没有本厂的人吃饭，师傅们做饭就很不下力气，我们吃的饭整天不见油水，馋的不行，于是上夜班时的夜餐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美味佳肴。因为本厂的人也要吃，炊食员们不能不做好，怕工人有意见。这面条和平时卖给我们的面条相比，肉丝就多一点，油水也大一点，卖的也不贵，两毛钱一碗。于是前夜班一吃过了晚饭或后夜班一上班，就开始盼，盼到十点或者是凌晨一点，不管饿不饿，这顿饭总是免不掉的。
这天我买过饭，坐在炉控室里边吃边监盘，然后让邵仕民去打饭。
一会儿邵仕民回来了，他眉飞色舞地说：“赵金龙和卖饭的师傅吵起来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仕民绘声绘色地对我进行了描述。原来赵金龙买饭，不是一次买两毛，而是一次只买五分。由于五分的量不好把握，并且给的太少也显得不好看，于是卖饭的师傅就给他盛了半碗。但谁知道赵金龙连买三次，这样掏了一毛五却买了一碗半的饭，占了一点便宜。但炊食员却不高兴了，因此就和他吵了起来。
听了这些，只为我们这些人感到脸红，至于吗？但反过来一想，自己又何尝没有同样的想法呢，只不过没有像赵金龙那样发挥到极至罢啦。有时候闲着没事，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也常常就夜餐的买饭时机、买饭次数、饭碗大小进行探讨。去得早，饭稀，但油水大，肉也多，解馋；去得晚，虽然油水不大，肉少，但饭稠，耐饥；若一次一毛地分两次买，合起来比一次买得多；碗大，就容易给炊食员造成错觉，总觉饭打得少，于是不得不再添半勺。环境竟然使我们在这样的小事上也变得“聪明”了。
在古城学习那段时间，流行李玲玉的磁带，到处是甜得化不开的歌声。吃饭时，包子里尽是萝卜馅，难以下咽，于是就会“就着”李玲玉的歌声一块吃下去。所以在好几年以后，一听到李玲玉的歌声，就隐约闻到一股萝卜的气味。
我们宿舍的留社有一个录音机，没有别的磁带， 就一盘李玲玉的“甜、甜、甜”，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翻来覆去地听，百听不厌。那时，常常听着李玲玉的歌，想象着“甜妹子”的样子。后来，从电视上看到李玲玉的样子，和想象中的差距太大，感到大失所望。
在同期进厂的新工人当中，农村人占了大多数，并且大多是刚刚走出校门。因此一个个都显得很质朴，或者说很土气。但时间不长，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穿皮鞋的多了，二是大多购置了新衣， 特别是当时十分新潮的牛仔裤几乎是每人一条。在这方面，我承认我比较迟钝，并且也很不开放，整天就是一双军用胶鞋，一件军绿上衣，再就是发的一身工作服。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被人认为是农村人。 这也不奇怪，因为我的穿着、我的举止可以说比农村人更农村。
大家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因此时间一长，各种各样的传闻就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谁和谁晚上一块出去看电影，并且共披一件大衣；谁和谁一块钻进了庄稼地里；谁没事就往女工宿舍里跑，喜欢给人家看手相。伴随着这股恋爱风，紧接着刮起的就是换“老婆”风。因为农村订亲都比较早，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了对象。现在当了工人，身份变了，并且又有了新的意中人，换“老婆”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就在换老婆的潮流当中，李君伟也跃跃欲试了，想把别人给介绍的，已经交往了两年的“老婆”给“休”了。
在一次上班的时候，李君伟给我讲起了他的恋爱史。据他所讲，别人给他介绍的对象，起码有一个班。说起他昔日的恋人来，李君伟手挥的格外频繁，吐唾沫的频率也格外高。但说到现在的对象，真是一百个不满意，嫌弃人家没有工作，是农村人。但是从李君伟的谈话中，从他让我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姑娘人稳重，有心事，文化水平也比较高。于是就劝李君伟：你这个人啊，就需要这样的人来帮帮你。
但是与李君伟相反，邵仕民却为如何讨得未婚妻欢心而发了愁。
据邵仕民讲，他的对象相貌出众，讨人喜爱。他还讲了一件事，说是一次他的对象要和仕民比个子高低，一不留神，亲了仕民一下。说到这里，仕民“嘿嘿”笑了两声，眯着眼睛，有滋有味地回味着，仿佛这是才发生的事。
但是仕民却遇到了危机。人家竟然给家里递过话来， 要解除关系。一听到这消息，邵仕民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说什么也要回去一趟。
作为好朋友，我觉得有必要为仕民解决问题出一臂之力。于是就在一次上班的时候苦思冥想，终于写出情诗一首，把他对象夸成了思凡的七仙女：
瑶池难耐日月长，
仙女偏爱人间郎。
花前月下长相思，
美满幸福赛鸳鸯。
这是一首藏头诗，把邵仕民对象的名字用上了。
写完让仕民一看，他连连叫好。不久他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再回来时，仕民一脸喜色，一看就知道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一天，我俩一块出来散步，他笑着说：我还得感谢你呢，那首诗让她一看，她只夸我有才气，临走时，她还送我一条手巾。说着，仕民掏出手巾，看了又看，重又沉醉于爱情的甜蜜之中。
几年以后，我参加了邵世民的婚礼，她老婆果然如仙女一般，明眸皓齿，艳若桃花，在农村实在是不多见。
尽管那时给别人讲起所谓“恋爱秘诀”来头头是道，并且别人也乐意和我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就是什么“恋爱专家”，实际上那时的我在这方面的实践还是一片空白， 也就是仅限于理论研究，纸上谈兵而已。
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谁不是抱着许许多多的幻想呢，谁不是想着要“出人头地”呢？有人为了引起领导重视， 给领导留下一个勤奋好学的印象，稍有空闲，就捧起书本，坐到领导的办公室里学习，说是住室里太嘈杂；也有的人隔三差四地找领导汇报汇报思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抱负；有的人即使不走上层路线，但也总是摆出一幅“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样子，令人刮目相看。
和这些人比起来，我却无一引人瞩目之处。吃饭时碰到领导，尽管领导总是很亲切地问到我的名字，我也毕恭毕敬地进行了回答，但很长时间了，领导见到我，没话找话的第一句话仍是：“你叫啥呀？”.对此我绝不抱怨领导的记性，而只能怨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让别人记住的地方。
但是不久，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次小小的转折。因为在锅炉专业的第一次考试中，我这个本不是锅炉专业的人却考了第一名。因此当燃运专业的人回到燃运车间的时候，我却作为惟一的例外竟被留在了锅炉车间。当时这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并且竟然有人打听我到底有什么背景。
不觉已到古城快三个月了，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一天洗罢了澡回来，天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刀割一般疼痛，我就跑着往住处去。跑着跑着，觉得头上有哗啦哗啦的有节奏的声音，用手一摸， 刚洗过的头发竟然冻成了“冰棍”. 回来以后，无事可做，就坐进了被窝开始看书。一会儿，我抬头一看，天上竟飘起了雪花。小时候，碰到这种天气，简直就像过节一般，常常和小伙伴一起，唱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演杨白老。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兴奋的感觉，想家的思绪开始像雪花一样忽忽悠悠地弥漫开来。
刚开始来时，就扳着指头计算着回去的日子。想到还有一百多天，觉得简直就没法过，但一天天过去，眼见离回去的日子只有三十多天了。但越到最后，越是想家。于是就有人私下和师傅说好，少上一班，或者是不辞而别，旷工一班，这样挤出两天时间，回家呆上一夜。也有人让同学或者朋友用家里的名义拍一封电报，然后拿着电报请假，这样就可以多回去几天。几次我也想着要回去一趟，但想到不过就短短的四个月时间，这样显得太没出息了，最终没有回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晚上做了一个梦，回到了家，家里做了好几个菜要让自己美美吃一顿，但刚一动筷子，梦就醒了，自己只觉非常遗憾。再往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听到远远近近的公鸡叫了，才又重新睡去。
早晨起来，拿起笔记本写了一首诗：
梦中回乡景，
化作思乡情。
抱膝床上坐，
两耳闻鸡鸣。
转眼间，回家的日子到了。一大早大家就忙着收拾行李，废纸、烂鞋、臭袜子扔得满地都是，象是急于撤退的“国军”。八点多，一个个背着包袱，提着盆盆罐罐，满脸喜色地朝停车的地方走去，然后上上下下、咋咋呼呼地装行李。
九点整，汽车出发。沿着来时的路往北、往北。待走进家乡的地界，满车响起欢呼声，弄得司机频频回头，莫明其妙。
车到故乡，是下午四点多钟。当时天阴沉沉的，小城还和走时一样显得杂乱无章，人们一个个也显得无精打采。这就是我日思夜想了四个月的家乡吗？这就是我今后将要生活一辈子的地方？我问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心中涌起一股失望与悲凉。就像是在外面飞了一圈的小鸟又重新回到了鸟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