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图书馆的下午，阳光斜斜地穿过玻璃窗，在《心理小组》的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毕淑敏的名字，于我而言并不陌生——那位从西藏阿里走出的作家，兼具医生、心理咨询师与作家的三重身份，她的文字总有一种穿透表象的冷静与温柔。
但直到这个冬日，我才真正走进她构建的这部“中国首部心理治疗小说”，并因此，重新审视了自己一年前犯下的一個错误。
那是在2025年冬天，我为公众号撰写了一篇关于一位抗癌跑友的故事。
她是我在奥森公园晨跑时认识的，48岁开始跑步，用七年时间完成了二十多场马拉松，却在巅峰期被诊断出乳腺癌。
她的坚韧让我动容，我便以她的经历为原型，写了篇文章，标题大概是《48岁开始跑步，她跑赢了一场癌症》。
发布后，收到了许多跑友的点赞与转发，我以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正能量传播。
直到深夜，她发来一条长长的微信。没有指责，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你写的故事很励志，但你知道吗？每次看到这类文章，我都需要重新经历一次确诊那天的崩溃。你看到了我的‘跑赢’，却没看到我在深夜如何被疼痛和恐惧咬噬。你写的是‘她’，但我就是‘我’。”
我当即道歉并删除了文章，但心里仍有些委屈——我明明是在赞美她的勇气，为何反而成了揭开伤疤的人？
这种困惑，在翻开《心理小组》的第一页起，就开始消融。
毕淑敏以一支手术刀般的笔，剖开了一个由癌症患者组成的心理治疗小组。
这里有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安疆，有光鲜亮丽的职场女性卜珍琪，有为爱出卖身体筹措药费的鹿路，有长期被家暴、将痛苦归咎于自己的应春草……
他们带着各自的伪装与创伤相聚，却在心理医生程远青的引导下，一点点卸下盔甲，在彼此的故事中照见自己。
书中最刺痛我的，是卜珍琪的故事。她隐瞒病情，只为在职场竞争中不被看轻，却在一次情景模拟中彻底崩溃。
她反复说：“我不能倒下，我倒了，孩子怎么办？工作怎么办？”这让我瞬间联想到那位跑友——她何尝不是如此？在确诊后，她一边化疗一边训练，朋友圈永远是一张在赛道上微笑的照片。
我们这些观众，只看到了她“战胜病魔”的壮举，却选择性忽略了她在更衣室里呕吐的胆汁，在凌晨三点因疼痛无法入眠的黑暗。
原来，我们所谓的“共情”，很多时候只是站在安全距离外的道德表演。
毕淑敏的深刻，在于她从不提供廉价的救赎。安疆老人最终平静离世，死亡被描绘成“一泓秋水”，而非狰狞的怪物。
这并非美化死亡，而是告诉读者：唯有正视死亡，才能真正学会活着。
书中的救赎，不是来自“战胜癌症”的奇迹，而是来自一群人在生命悬崖边，敢于袒露脆弱、彼此承接的勇气。
当应春草在小组中第一次说出“我不是坏女人，我值得被爱”时，当成慕海终于承认“我内心住着一个女人”时，他们的“病”并未被治愈，但他们的“人”被真正地看见了。
这种看见，正是我最欠缺的。
作为一个在通州运河体育场跑了26832公里、完成25场全程马拉松的跑者，我对“极限”有着肌肉记忆般的理解。
跑步的苦，是乳酸堆积的灼烧，是撞墙期的绝望，是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的虚脱。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明确的终点线，一个可以计算的公里数，一个“熬过去就能PB（个人最佳）”的确定性。
而癌症患者的“苦”，是无终点线的马拉松。他们不知道下一次复查会带来什么，不知道疼痛何时会加剧，不知道生命会在哪个刻度戛然而止。他们的战场，不是跑道，而是每一个清醒的清晨。我用七年跑龄积累的“坚韧”，在他们面前，轻如鸿毛。
毕淑敏以医生的严谨，写鹿路为暗恋对象出卖肉体筹措医药费时的生理细节；以心理学家的深邃，写应春草如何将“被家暴”内化为“我不够好”的非理性信念；以作家的悲悯，写每一个角色在生死边缘对“尊严”的苦苦维系。
这种三重身份的叠加，使得《心理小组》超越了一般的疾病叙事，成为一部关于“人如何在绝境中保持为人”的哲学寓言。
这让我想起自己另一个身份——一个在昆明、甘肃民勤、云南元谋等多地育种基地辗转的农业专家。
在元谋的烈日下，我见过最贫瘠的土壤里，挣扎出一株西葫芦的嫩芽。它没有选择，只有生长。育种，本质上也是陪伴生命穿越极限的过程：抗旱、抗病、抗逆。我们筛选的，不是完美的品种，而是那些在极端环境中依然能完成生命循环的韧性。
《心理小组》里的每一个人，不正是这样的“品种”吗？在癌症的极端环境中，他们展现出的生命韧性，比任何抗逆基因都更震撼。毕淑敏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规避痛苦，而在于穿越痛苦后，依然选择连接与给予。
书中最震撼我的，是小组的运作逻辑：“一个人难以面对的，一群人来面对；一个人难以承受的，一群人来承受。”
这让我猛然惊醒——这不正是我坚持写作1525天、运营多个自媒体平台、试图构建“温暖治愈系”内容的核心动机吗？从2018年12月12日开始日更，1642篇文章，那些深夜的修改、对爆款套路的琢磨、对流量算法的焦虑……
所有这一切，不也是在寻找一个“文字的心理小组”吗？我希望通过分享跑友故事、农业观察、生活感悟，让某个在深夜感到孤独的读者，能感受到“原来有人懂我”。
但《心理小组》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真正的经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懂得。
我的写作，如果只是站在岸上描述溺水者的挣扎，那便是另一种形式的残忍。
毕淑敏的写作，是她把自己也“放进去”了——作为医生，她见过太多死亡；作为心理咨询师，她听过太多眼泪；作为作家，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其中。所以她的文字，才有那种“痛彻心扉的温柔”。
合上书，通州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响起。我想起那位跑友，后来我们没有再联系。我不知道她是否走出了阴影，但我知道，我至少学会了如何真正地道歉——不是删除文章，而是从此之后，在动笔前，先问自己一句：“如果我是她，我愿意被这样书写吗？”
真正的尊重，是承认自己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并因此保持沉默的敬畏。
毕淑敏在书中写道：“你以为的海洋，其实是一滴水；你以为的一滴水，其实是一片汪洋。”
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一片汪洋，而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一滴水，去衡量别人的大海。马拉松教会我尊重身体的极限，《心理小组》则教会我尊重心灵的深渊。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正经历着属于自己的“癌症”——可能是事业的崩塌，可能是关系的破裂，可能是信仰的坍塌。
我们都需要一个“心理小组”，一个可以卸下伪装、袒露伤口、并被温柔接住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真实的社群，也可能是一本好书，一段真诚的文字，一次深夜的对话。
而在此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先学会：不轻易定义他人的苦难，不消费他人的痛苦，不把别人的伤疤，当作自己通往“深刻”的阶梯。
这，或许才是毕淑敏通过《心理小组》，留给所有读者，最沉默、也最深刻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