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多的。父亲用卡片教我识字，手把手教我写字、写作文，给我做好吃的，还骑自行车带我去亲戚家、捞鱼食、钓鱼。父亲常常跟我说，他的爷爷是武状元。我不太清楚这背后的具体意义，但我知道，父亲的爷爷起码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我成熟得很晚，很少主动和父亲交流，常常是父亲找我谈话。我那时比较倔，犯了错误，也总是父亲主动找我和解。
父亲常常跟别人说起我，说：“这孩子老实，将来可怎么办？”他心里常常为我的未来发愁。
“文革”伊始，父亲跟我说：“可能会有关于我的大字报，你什么也不要说，不吭声就行。”果然，第二天我到学校，就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父亲的。其中一张大字报的题目非常醒目，写着“打倒狗头军师某某某”，其余的内容我吓得闭上眼，再也不敢看了。那天晚上，父亲烧了好多书籍。对了，那天妈妈不在身边，好像是生病住院了。从那天起，父亲天天失眠。早上起来，能看到烟灰缸里堆积了满满的烟头。后来，父亲去了学习班，再后来被押解回农村，和爷爷住在一起。
尽管父亲遭受了那么多挫折，但他表面上一直很乐观，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表现出哪怕有半点悲伤和抑郁。父亲为人正直，在被关押期间，造反派们使尽了各种手段，他们“循循善诱”“威吓逼供”，但父亲一句话都不说，从未诬陷过任何人。“文革”后期，组织给他平反后，回到学校，他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承建校办工厂，还兼任教学工作，教授数学、地理和政治等多门课程。父亲在学校里一直是教研组长，是改革后第一批被评上高级教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