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灭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政权第一次被其他民族所彻底征服。虽然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施行了许多汉化的政策，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但是，仍然有很多政策是不同于其他朝代，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四等人制度
比如，元朝将不同人种划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所谓色目，即各色名目之意。色目人是元代时对来自中西亚、西亚洲、和欧洲的各民族的统称。包括被蒙古人征服并带入大蒙古国的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党项人、契丹人、波斯人(花拉子模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以及斯拉夫人等。
所谓汉人，并非所有的汉人，而是指在北方金人统治区域的汉人，而由南方宋朝统治区的汉人被列为最低等级的南人。四等人在法律待遇上有很大区别。许多官员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
科举时举时废
元朝虽然施行科举，却时举时废，并且在录取上也偏向于蒙古人、色目人。加之上边所说很多官职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基本上失去了进身之阶。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本应该是受到尊重和重视的群体，列在“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穷苦的普通劳动农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如此。
这样一来，元朝读书人的地位十分低下。由宋入元的遗民郑所南（有关郑所南的忠烈事迹，可参看本人之前文章）在《心史》中记载：“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读书人、儒生被列在第九等。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继承了郑所南的记载，但补充说，这是元朝的制度。这一点未必准确。
读书人之所以后来被骂作“臭老九”，就是源于此。
郑所南和赵翼的记载都说，读书人仅仅比乞丐高一等。而在另一种记载中，列在第八等的是娼妓。
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
古代所谓的“娼妓”包括歌女、舞女在内，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虽然受人轻贱，但有自己谋生的方法。而元代的读书人，沦落至仅胜过乞丐，不如娼妓的地步。
读书人被同情
正是因为元代读书人沦落社会底层，文学作品中读书人的形象也有了很大转变。在以往的小说、喜剧中，读书人往往是以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形象出现的。
这是因为，在其他朝代，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一朝之间改变身份地位。这种情况下，发迹的文人中抛弃糟糠之妻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读书人在文学作品中经常遭到批判。
唯独元代不同，很多文学作品中放弃了对读书人的批判，这就是“九儒十丐”的文学化反映。
举例来看，在宋代戏文（南戏）中，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剧本，讲的是蔡伯喈考中科举之后，娶了丞相之女，滞留京城不归。而妻子赵贞女在家乡赡养公婆，自己吃糠，留下米饭给公婆吃。公婆去世之后，赵贞女卖掉头发，还钱安葬公婆。然后带着琵琶卖唱进京寻夫。而蔡伯喈却不认赵贞女，还放马踩踏她。最后蔡伯喈被雷震死。
而在元代高明改变的《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有很大转变。作者专门为蔡伯喈设计了“三不从”：
第一，蔡伯喈不想进京赶考，想留在家乡照顾父母，要辞考。父亲誓死不从，还说，如果他考中，自己死了也不后悔。这就是，辞考，父亲不从。
第二，蔡伯喈考中之后，不想在京城做官，想回家乡，皇帝却不允许。这就是，辞官，皇帝不从。
第三，丞相相中蔡伯喈，想招他为婿，蔡伯喈不愿抛弃原配，丞相不允许。这就是，辞婚，丞相不从。
三个不从下来，蔡伯喈无法把控自己命运，也就不是造成赵贞女悲剧的元凶。因此，在《琵琶记》中，蔡伯喈被称作“全忠全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