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语文群的群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干老师说，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应该具备四种能力:文本解读能力、课堂驾驭能力、写作能力、对话能力。
关于前三种能力学界解读较多。对话能力少有人解读，我试着阐述:“对话能力是教师与文本对话，与自然天地对话，与古圣先贤对话，与自己对话，与学生对话的能力。”解读完却觉得不好。于是在群中发问。第二天醒来，群里已是春色满园了。
智静：对话是态度，对话是能力，对话是关系，对话是环境……
干国祥：“对话是聆听，是打开心扉，是好奇与沉迷，是询问和质疑，是理解的渴望，是在以上基础上试图说出自己的想法，是渴望经由这一切，更新自我。
齐雪霞:干老师好，我这几天正在读干老师的《生命中最好的语文课》，感觉那是老师与文本、与学生、与自己生命对话的一种体现，我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干国祥:我们不必技术性地追问对话是什么，它本质上就是打开自己追求更高声音或其他新奇声音的姿态。
干国祥:对话不是重复自我，不是炫耀自己拥有的，不是宣讲已知的知识……它是心对他者声音，尤其是更高声音的聆听。
智静:非常感谢干老师的点拨。看来，真正对话的开始是先和自己对话:对体制内的教育有质疑吗？有对理想教育的期待吗？
智静:对话是一种心灵的需要，一切自然发生。
干国祥:对话，是尝试着把杯子里原有的水倒掉——空杯，但有杯。
干国祥:聆听能力，是对话的第一要义。
干国祥:聆听不是礼貌地请别人说，而是真正地听懂、理解、把握、领会对方的意图、逻辑。
干国祥:听，首先是姿态，其次是能力。
智静:听懂的前提是有杯。
干国祥:诠释《论语》，就是聆听《论语》。干国祥:把《论语》的精华，斟满自己的杯子。
智静:空杯是姿态，有杯是能力。
干国祥:反复背诵《论语》也是聆听，但却是低级地听，因为不会发问，也就不能真正领会。当然，问非所问就更不是聆听了。
干国祥:昨日数位朋友诠释《再别康桥》，彼此间有聆听，有质疑，就是对话。唯对诗歌，似乎太熟悉了，反而在对话中不让它出场自己讲述，有点遗憾。
干国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习之，是和书本、弓箭等对话。
有朋自远方来，是和他者对话。
人不知而不愠，是和深层的自我对话。
干国祥: 我的游戏文字:
孔子在儒家学院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摘自《论语》，发言人，孔丘，记录整理，孔门弟子
同学们好！
儒学院今天开学了，本院长想说几句话。
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儒家以格物致知为求知之道；读书学习，当是在院同学的首要任务。读一本好书，如《诗经》《周易》，不断温习之，揣摩之，沉潜反复，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从各地而来，但同门曰朋，既然坐在一起，就是同窗好友了。我希望大家要珍惜这份因缘，同窗间多多切磋琢磨。用几千年后西人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要用交往来追求真理真知。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每个人禀赋既然如此相异，追求学问又方式不一，内容有异，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见解，可能会导致一些观点上的对立。正如后人所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大家不能因为自己认为别人不理解自己的意思，误解了自己观点，不知道自己的抱负和心意，就心生愤怒。真正的君子，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如自己的自由，尊重他人的权利如自己的权力，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自己的观点，承认这些观点可能比自己的观点更准确，这是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具备这种思想并以此而行，方为未来之君子。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吧。下面就请班长颜回发言，大家欢迎。
干国祥:
我初步诠释《论语》第一:
1．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白话】
先生说：“一个人勤奋好学，按时练习各种技艺，这不很愉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切磋），这不很快乐吗？若没人了解自己，也并不怨天尤人，这不是真正的君子吗？”
【演绎】
子，这是指孔子。在字源上，子就男子的形象，而且还是未成年男子的形象（父子之子，子女之女，即是较本源的“子”的意思）。虽然“子”后来成为男子的尊称，如孟子、庄子等，但超越姓氏只称为“子”的，似乎也只在《论语》中作为对孔子的尊称。在《论语》中，被尊为子的有“有子”、“曾子”等人，这表明这本书可能是有若（子有）、曾参（子舆）的门人整理的，整理成书时，距书中故事的发生时至少已经隔了许多年了（这时候，不仅孔子，而且那些年长弟子都已经不在世上）。因此，本书显然不能看作是孔子言行的如实记录，因为这记录事实上已经受到曾参一派思想的过滤。
曰，说，意谓口中所吐之言也。佛经首句，往往以“如是我闻（像这样我所听到的）”起始，表明写经者是将所聆听到的记录在此，而不是写下本人私意。曰为口，闻为耳，意谓这是师长与门人共同生活，在同一处境时口耳相传的话语、道说，而不是抽象的道理。和佛陀一样，孔子事实上也并没有撰写文章。（孔子是否作《春秋》，是否写《易传》，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并不能否定孔子对《易经》和古代及当代历史的重视，并作出过相关阐释，也不必否定《春秋》和《易传》等，都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在相当程度上，是孔子思想的延伸。）孔子和佛陀一样，都是通过身体力行来阐释自己体悟到的真理的，而门人珍爱其所言，所以或心记之，或笔书之。（《论语》中就有弟子记下孔子之言的记录，见15．6“……子张书诸绅。”）在孔子殁后，门人整理成书，或许当时还真有《孔子》一书，或者本无书名，无非是些编辑的孔子等人语录，或门人记录的轶事，于是后来称之为“论语”（整理之语）。所以这个“曰”，表明这些话语总是生活中随机显现的灵机之语，而不是案头沉思之作。若不能体悟语言的场景性，以及与存在本身的契合，而用抽象理论来使之绝对化，只怕会阻塞理解《论语》真谛的一线生机。我们还可以肯定，这些已经不再是孔子原话，而已经是门人整理为书面话的概括性话语了。所以透过字面，体悟那道说时的生机，方是通过阅读《论语》，理解孔子精神的最佳道路。
学，繁体写作“學”，基本保留了甲骨文以来的“学”字的造字含义，意谓一个孩子（子）依着桌几，前有双手向他摆弄“爻”（数筹，与《易经》息息相关）。“学”在整部《论语》中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孔子平生，不敢以“圣”或“仁”自诩，而只敢以“学”（学习者）自诩，说自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孔子对“学”的重视，既导致了后世继承他这一精神的荀子和朱熹过度强调“学习”，却丧失了原始儒家那种活泼泼的生机；也导致了更重视儒家精神而不是知识的孟子、王阳明、陆九渊等人，在学习问题上有所疏忽而不能站在一个更中允的位置上。
事实上，“学”对于孔子，是存在的一种开放姿态。和后世背诵前人陈言为学习的方式所完全不同的是，在孔子这里，学是生命的完全打开。我们曾经在哲学课上讨论过人的本质，发现从某个角度讲，存在乃是一个中心一无所有的泡，而人，就成了活出来的一个结果。姑且不讨论孔子会不会赞同这种有所偏颇的理论，但其必然会赞同人的精神并非先天具足，先天具足的只不过那生生不息的生机（曰仁，曰心，都不过是勉强命名），但这生机却需要在特定的处境中保持一种开放，与世界同在，在世界中通过学而成就自己，通过成就自己而成就世界。
一种最愚蠢的做法，就是孔子学什么，我们学习孔子也就应该学什么（脱离我们的存在处境而死搬硬套）。事实上，我们要学的，乃是孔子的这种开放性存在的姿态。但要理解这种姿态，我们确实要明白一个问题：孔子时代学什么？孔子本人学什么？孔子希望门弟子们学什么？
孔子时代，最流行的正式学习，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不是六本书，而是六种技艺（虽然有些技艺是有经书为蓝本的）。没落的贵族子弟，以及新兴的士族弟子，通过学习六艺，而成为职业的“士”——儒，而可以应聘成为职业的家臣、国臣。也就是说，它们既是古代贵族及士人晋身上流社会的必要技艺，也是儒人借以谋生的必备技艺（当然作为职业能力肯定不止于此，这相当于当年的公共学科）。
而孔子则要求弟子们既熟习这六艺，又要以仁心和求道之心，超越技艺和职业。所以他有“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分，所谓君子儒，就是以仁为内在标尺的，有处世原则的士人；而所谓小人儒，就是仅仅凭着技艺谋生的儒人——成为某一特定的“器”（用具）。孔子对儒者这一职业的道德要求，使他成为儒家学派的真正开创者。
而孔子本人，一方面多才多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擅长御马，射箭，弹琴，据说还在委吏等小差事上也做得相当出色。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孔子也就不过是一“小人儒”而已。孔子把“仁”当成为学之灵魂，“当仁不让于师”，“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君子儒精神，才是孔子为学的本真精神。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孔子外表上“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开放自我、汇聚伟大事物的存在姿态，还要理解这个姿态的中心，总有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在那里跳动。至于这一仁心它从何而来，这事实上是一个纠缠了几千年的儒家难题，我们且按下不表。
习，習。关于这个字解释纷纭，但似乎也没有哪一个是确凿让人信服的。一种最美妙与浪漫的理解，是小鸟在晨间的太阳之上练习飞行，这确实是一幅迷人的图景。然而事实上，据甲骨文字形，習上面的羽表示箭矢，下面非常明确不是“日”而是“白”（的，即箭靶），因此“习（習）”造字的根源就是练习射箭。和学字稍有不同的是，在汉语中，习总是身体的、操练的、技艺的。
也就是说，“习”是一种更为切身的学习，一种与身体息息相关的学习。譬如箭道或茶道，其最终目的都不在于射中对象或解渴，而在于让自己处于一种技艺所规定的存在状态中。如果说这些技艺只有在我们东方文化中才能被理解的话，那么弹琴即演奏音乐、舞蹈即在音乐中漫步，或者书法（书写成为艺术），或者吟诵早已熟悉于胸的经典，这些就更能体现出“习”字作为存在姿态的意蕴了。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习”的目的，理解为是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甚至也不能理解为是把知识化为实践，而应该更切身地理解为，这种种技艺，乃是一种使之（特定的技艺）内化为存在禀赋、生命修养的“艺术”。
如果说“学”这个字更让人想到一种汇聚，一种汲取，一种与伟大事物共鸣的存在姿态的话，那么“习”这个字更让人想到知识的内化，它意味着将技艺生活化，乃至成为存在本身。
说，悦，言兑而说，心兑而悦，表达的是一种称心的状态，也可以把“说”视为对学习对象的理解状态。学。进而成为美好的中心；习，进而自身成为美好事物。这样的状态，自然是令人“满心喜悦”的。
在现代对话理论或者交往理论中，“学而时习之”这句讲的乃是人与世界的对话。这世界，既是指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所处的那个世界，也是指围绕着他的那些前人的知识、技艺。而事实上，对人类而言，世界、万物总是被特定语言和知识揭示出来的世界、万物。
人，何以为人？从某个角度讲，每个人总是特定的汇聚者。“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我，或者你，就是汇聚于我们各自存在之中的那些特定的东西，是它们的重重编织，织出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他……
诗赋予我们灵性，史赋予我们智慧，礼仪赋予我们庄严，骑射赋予我们豪气……
汇聚之，呼吸之，匮乏的生命乃因此为“大（古人字）”，因此而“立（字源乃一个人站立于大地之上）”。
乐，快乐之乐与音乐之乐，我们在理解这个字时，一定要注意它们在字源上的同一性，而二者之中，显然音乐之乐才是根本。但我们不能从音乐带来快乐这样肤浅的角度来理解，而要从音乐的本质来思考。音乐的本质就是兴发感动，使人共鸣，所以这种乐里有和谐、共鸣的意蕴在。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音乐中的和睦与快乐乃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完美境界。
有朋自远方来，这意味着相聚者是汇聚于某一伟大事物的周围，切磋琢磨，相互启发，相互照亮。《论语》一书，事实上就是这种“有朋自远方来”的结果。弟子们从四方各国风闻孔子的学说，汇聚于孔门之中。但《论语》的经典与光彩显然并非孔子一人的成就，正如孔子所希望的那样，他渴望弟子人能够“启发”自己——孔子最精妙的语言，都是源自弟子恰到好处地提问，如子贡就是其中最能够“启”孔子的弟子。这种相互照亮的学习场景，真是人生一乐，丝毫不逊色于音乐。
在现代对话理论或者交往理论中，“有朋自远方”这句讲的乃是人与他者的对话。儒家认为人是特定社会关系（伦理）中的生命，因此儒家的真理便体现、显现于人在社会之中，而不存在于一个人闭门修炼之中（作为准备当然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它显然不是终极性的）。而人与人的诸多交往模式中，因真理而汇聚于一起的师生、同学关系，乃是其中较纯粹者。
人不知而不愠，是承前两句而主的。通过第一句，学习者已经达到了对知识的领会和对技艺的掌握，成为一个有教养者；如果顺利，那么他就会进入第二句所描述的那种和睦、共鸣的人际关系中，即声名在外，朋友和弟子也闻风而至。但有时命运多舛，一个有德有才者，可能会长久处于一种不被重用甚至鲜为人知的孤独境遇中，因此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就从第二句的理想关系（向外扩充仁心，成就事业与名声）中作了一个转折，但把极高的评价“君子”给予了落在孤独困境中而仍然能够坚守的人。
在现代对话理论或者交往理论中，“人不知而不愠”这句讲的乃是人与自我的对话。儒家的理论中始终有一个悖论：其终极理想始终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现实社会，或者成为良好社会中的一个建设者（不同于某些宗教寄希望于未来）；但因为社会总难免处于黑暗时期，这时候人就可能不得不成为不为社会添罪恶的独善主义者；而即使并非身处黑暗社会，士人也极可能会不得重用、不为人知，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人的价值何在？于是，最终生命的价值又可以不依赖于社会成就，每个生命都具备个体独特的尊严。
这三句话，既可以看成是孔子一生的自画像（学习、教学、自我确证），也可以视为是孔子教育门人的三句教，其中暗含今人所说的人存在的三种对话与交往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