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知道，从前被人们视为代表秦始皇暴政的焚书坑儒，其实并没有历史课本上说得那么恐怖。焚书的确是焚了，那时候书还都是竹简，本就是非常稀少的，基本上都是官方拥有的，民间当然也有，烧的也就是民间所藏的，官方的还保留。焚书令是这样下的：“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的《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卫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民间要烧的书一是史书，二是《诗》《书》即《诗经》和《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秦始皇这么做，说白了还是为了统一思想，改变春秋战国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局面，同时对历史也只能统一成一个版本，开启了帝王修史的滥觞。坑儒就更是误读了，当时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一些术士神棍就自告奋勇给皇帝配制仙丹妙药，骗了秦始皇不少钱，最后也没什么效果，完全把皇帝当冤大头，最后把这个关中汉子惹毛了，一气之下，把这批方士抓来活埋了。埋了多少呢？460人。很明显，这批人和儒生是有区别的，但有没有误坑的儒生呢？肯定也有，当时儒生和方士也不是很好区分，何况很难保证有的儒生为了投机钻营，没有兼职做方士的。然而不论怎么说，区区几百个知识分子，比起后世的皇帝来，他们看了估计会偷偷笑秦始皇心太软！

        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把儒家地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秦代所推崇的法家学说由于百姓厌倦了严刑峻法下的征战徭役，到了汉代为了争取民心，实行无为而治，黄老之学大行其道，随后因儒家提倡的民为邦本，内圣外王，伦序纲常的理念吸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儒士也从仅掌握礼仪的官员逐渐进入到了行政管理领域，文人参政逐渐成为了主流。三国以后，天下又进入纷乱之秋，思想变革也在暗流涌动。儒家学说逐渐式微，及至唐代，佛教开始成为主流思想，还好武则天把科举制发扬光大，让读书人有了进身之途，能参与到国家权力核心了，一改靠世袭门阀作为选才之独门的老规矩。加上国力的强大和思想的开放，文学艺术大放异彩，国家自信了，对文人也特别优容，这种风气直到宋朝都是如此，可以说，虽然唐宋儒学并不是主流，但以儒士代表的士阶层却实实在在迎来了春天。“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而且，最主要的是，士阶层的独立人格也保存得十分完整，特别是有宋一朝，太祖勒石三诫中就有“不杀士大夫”一条，并为其后的宋室所遵循。

为什么到了明朝以后，儒学渐成官方认可主流，却对士阶层的人格摧毁越来越大？一是儒学的功利性越来越强，科举渐成阶级上升唯一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所有读书人的最高梦想，也是唯一目的，越难达到的目的，往往也会越发珍惜。所以一旦跻身官场，就会受各种规则的左右；二是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后，中央集权升级，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一去不复返。君权越来越膨胀且不受控制。因此，官员的自由人格越来越受到君王的影响，君主强势时，如永乐、嘉靖，士人的腰杆子就直不起来，君主昏昧时，如万历、天启，士人就结党互斗。士阶级越来越缺少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儒家教育根深蒂固，反抗精神几近消失。所以李闯起自丘壑，北虏入主中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从明季以来，士大夫殉国者寥寥无几，和南宋崖山之战十万军民蹈海形同霄壤。也正因为此，清朝以来，之所以以异族统治三百年而大体与士阶级相处平安，不唯清统治者认可中华文化并以正统华夏文明继承者自居，也不唯发扬光大用科举笼络士人的路子，更主要的是士阶级的奴性已经相当严重，基本被沿袭几百年的官僚体系给驯化了。

这也怪不得士人们，以治史五十余年的大家许倬云的观点，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整合吸收和过程，其来源和方向都受到历史、地理环境、其他文化的多重影响，儒家最主要的内核就是修齐治平，其中修身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中国的士，或者说知识分子是从“我”走向“他”乃至世界，是一个从内至外的过程。而对自我的修炼，儒家要求的是“仁”“忠”“恕”，大多是平和的，而以希腊、两河流域文化为起源的西方价值观，强调的是善恶、是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与儒家强调中庸截然不同。所以中国的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无道则隐，有道则出。君子不争，和而不同。都是教人不对抗，和平主义。所以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上善若水”，以柔为主，这也就造就了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所以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越不会和象征强权的国家机器对抗，即使对抗，也多半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